她发誓她很爱她的孩子，但是，她的爱是理智的爱，没有到以剥夺自己生命去换取一个命运未知的孩子的生命的程度。
能为孩子做出巨大牺牲的父母，哪怕一秒也要用自己的一切为孩子去争取的父母，值得去歌颂他们的伟大；但是，不愿意把生命献给襁褓中的孩子的父母，也没有理由被道德绑架。
她并非不爱孩子，如果能让孩子重获光明，她愿意最大程度给对方补偿。
但是，以他们夫妻健康为代价去换取一个未知数，这个行为的冒险性太强，如果孩子以后还会罹患其他灾难般的疾病，这个残缺的家庭要何去何从？
那时候的他们家已经被砍掉了一只翅膀，未来三个人的人生都会更加艰险。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大概是她这一生最煎熬的时光。
每天下班之后，她总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尤其是下雪天、下雨天和冰雹天的时候，她都会去医院多坐坐，内心卑微点地期盼着有发生车祸的人愿意把□□捐出来给自己的孩子。
可是，她总是等不到奇迹发生的那一刻。
身为父母无法保护孩子的自责和生而为人对光芒的眷恋，两种深刻的、强烈的人性，每一天都在一起疯狂的碰撞和交织，折磨着她的灵魂。
直到那一天，林安安出现了。
她的出现瞬间给了他们夫妻二人一道光芒，他们再也不用痛苦、不用内疚、不用承受内心的煎熬，但是与此同时，林安安捐献□□的理由也敲响了他们心中恐怖的警钟----
这个家，再一次出现了免疫缺陷导致罹患极症的人。
不过，对于当时的她而言，孩子能够重获光明的欣喜大于一切。
将孩子送上手术台的那一刻，她在内心对天发誓：从自己的孩子得到光明的这一天起，她就绝对不要让这个孩子再失去光明，她会把能给他的都给他，让他过上再也不用担心未来的生活。
90年代初，国内对洋文化的喜爱只增不减，不少家庭觉得孩子如果上不了清北还不如送出国，而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对国内的应试教育则更是一边倒的看衰原则。
北川国际中学作为向来走在前沿的学校，当时教师职工和学校的主流思想也是西化严重，普遍认为送孩子出国读书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方式。
处于对孩子的愧疚和补偿欲，根本没有经济能力送孩子在欧洲发达国家就读的她觉得：林安安发达富裕，既然她有求于自己，不如趁此机会给儿子更好的教育。
当时父亲刚刚过世没多久，向来对自己这个儿子不管不顾的母亲主动提出了要求陪伴儿子在瑞典生活的想法，一方面出于想要缓和与母亲的关系，一方便为了安抚母亲的悲伤，再一方面也是为了孩子出国后有人照料，她也没多想就答应了。
等孩子走后，为了当孩子回国后能拥有更好的资源和环境，她和丈夫拼命工作，又是入党又是评干部，学校里面有各种职称评选，他们积极参加和竞争。
她不是没想过去瑞典见孩子，但是去看孩子并不是拿着护照办理签证和买一张飞机票那么简单。
当时国内虽然对官员和公务员家属出国产子等与落户方便管理不算严格，但是对官员和公务员自身的限制比较多。
约2005年以前，关于护照办理等问题许多岗位按照组织人事管理权限和行政隶属关系，需要一堆意见书和申请函。
简单来讲：他们夫妻二人并非不能出国，而是最好不要出国，更不要频繁出国。
可是，一旦去探望孩子一次，她怕自己就会想要探望孩子无数次。
像是看穿了自己犹豫的心思，母亲来电的时候总是安慰她：“孩子还是独立一点好，孩子长大后总有一天会离开家，孩子不是你养的狗，如果真的为了他好，就不要把他圈养在身边，让他多看看、多经历、多尝试……”
母亲是个擅长将语言文字化为力量的人，说辞总是充满了说服力，让人安心。
于是，一来二去，她下定决心把她的重心放在工作和事业上。
虽然牵挂着孩子，但是一想到孩子将来迟早要回国，她觉得与其现在和孩子联络感情不如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
她就像无数父母一样，希望给孩子的未来一个更好的结果，可是却忘记了自己曾是个孩子的时候，相比结果更在乎的是达到结果之前，父母和自己相处的那个过程。
所以，他们夫妻二人和孩子的感情那些年来并不好。
孩子从拥有光明开始就生活在瑞典，思想内核与他们有些差异，也不愿意和他们主动沟通，
可是即便如此，抱着“必竟是我的孩子，将来一起生活了，迟早能够理解我的苦衷”的心态，他们仍然没有太多在意。
直到母子二人即使隔着电话也几乎要吵起来的时候，直到发现孩子丝毫没有要回国的想法的时候，直到在孩子的话语中找到了林安安的影子的时候……她渐渐意识到了亲子关系似乎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不是一句“他是我儿子”就能敷衍过去的了。
可是，她并没有把问题归于自己或者孩子身上，而是归给了自己的母亲。
她其实是怨恨过父母的。
怨恨这对在自己因为孩子孤苦无援的时候冷漠到不愿意伸手帮助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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