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尊老的同时，承认人存在的双重意义，传承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他们无法否认，寻道是道家思想的精髓，他们也不敢否认其正确性，当两种思想结合在一起，人存在的意义就完全被解释清晰，这也是大汉国教——道教的基本教义。
道教终究是宗教，而宗教和哲学存在的共同起始点就是解决人为何而存在，远古的人类和贤哲们，仰望着苍天，浩瀚的星空让他们疑惑，让他们感到孤独和渺小，于是他们开始询问自己为何而存在，自此为起始，这个世界出现了宗教和哲学来不停的解答这个问题而大汉道教给与信徒的答案就是人之大义就是神赋予人的使命，大汉儒家给与人们人之大义之一，大汉道家给与人们人之大义之二。
法家的哲学根基和道家是相通的，这和荀子通老子之道，而韩非子师荀子有莫大关系，实际上法家的诞生只是给了统治阶层一个答案，那就是如何管理世界，它的哲学根基却在于老子的“道”思想，法家在法与时进的论证上都取决于道家“恒变”和“恒不变”之辨。
刘协同时在襄阳学府增加了襄阳理学院，并将襄阳工院一分为三，一部分并入襄阳学府，改称襄阳工学院，在襄阳工学院运作了多年之后，它正式带着眩目的光辉进入了襄阳学府，虽然还是非常多的反对之音，但胡昭身为襄阳学府总祭，却给与了最强力的支持。
实际上襄阳工学院为大汉做出的贡献也为襄阳工学院并入襄阳学府省去了很多麻烦，从五湖策的细节研究到大汉各州区域农业研究，从黄河上游河套地区治理到西宁道设计，以及数百座城池的设计，数百个水利工程的设计，是它的光环，襄阳学府已经没有一个学院有资格和它相提并论，在它的面前，所有令襄阳学府人自豪的华丽辞藻诗歌都变得毫无用处，而它依然那么实用，它的价值一次次冲击传统学子歧视工学院的内心。
第二部分并入水镜学府，水镜学府本来就是一所讲究实用的学府，在工学院没有并入之前，司马徵的杂学就包含了大量的工学院知识，他是举双手赞成。
由于太学府的成立，水镜学府也变得很尴尬，她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大汉学术中心，其次是大量的朝廷资金投入，使得水镜学府再也不属于私学，司马徵也不打算再用水镜学府来命名这所学府。
刘协没有采纳司马徵的意见，他已经习惯了水镜学府的称谓，并且他不喜欢襄阳城只有一所知名学府，他安慰司马徵，告诉他水镜学府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但司马徵执意要改，他是一个执著而有自尊的老人，他不希望一个国立学府用自己名号来命名。
刘协没有办法，只能取其中一个水字，改水镜学府为长江学府，并亲自拜访司马徵，希望他能留在长江学府，将长江学府在襄阳工学院的基础上走向一所非常实用的学府，他太担心司马徵会在水镜学府改成长江学府后，司马徵会另起炉灶开一所私学。
被料中心思的司马徵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继续留在长江学府担任总祭，并且按照刘协的意思，努力将自己的杂学发挥到极致，和襄阳学府的矜持不一样，长江学府在司马徵的喜好中，非常重的倾向了实用的理工学科，而襄阳学府则继续保持了自己在文学、艺术、医学方面的领先。
这就是刘协所需要的，两家大汉最顶尖的学府呈现不一样的色彩，而他不偏不倚的站在中间，炎黄民族需要在理工上取得长足进步，但在文化上也不能落后，襄阳学府和长江学府就是最好的发动机，他们牵引着大汉的学子走向两个巅峰。
襄阳工学院的第三部分则独立成新的襄阳理工学府，刘协并不希望襄阳工学院就此消失，一个大汉理学的种子，他有足够的理由独立发展成一棵参天大树，而金陵学府、重庆学府、长安学府和洛阳学府则依次得到小部分襄阳工学院的师资力量，成立自己的工学院和理学院。
当北方朝廷根本不构成威胁的时候，刘协让胡昭公开进行财经学的诠释和讲解，并由对财经道有更深了解的蒋琬写两本财经专著——《财经要略》、《税论》。
刘协忙里抽闲的写了两本新书——《管筹》和《组织》，但这两本书各自只有数万字，只印了三千册，在朝廷重要官员和将领之间流传。在这两本书籍中，刘协将管理学中管理和统筹两个概念提出来，将组织学的分工和组合概念提出来，虽然故意没有对此多加讨论，但还是点明朝廷管理和统筹的职能，不论是治略府，还是统帅府，或者是军队中的一个营，他们都是组织，是人按照系统的要求进行组合的结果，它就有系统的规则，即道。
同样，在刘协的引导下，襄阳理工学院的几十名学者合力完成了《草本经》、《禽释》、《兽释》和《虫释》，在《虫释》中，学者们严格区别了虫和兽之间的区别，使之不再混乱。
令刘协头痛的是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自己也不太清楚的该怎么去引导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化学白痴，也许根本不要再去引导，他明白自己做的已经够多了，此后的事情应该依靠学者们，他能做的就是让他们有发现道的yu望，摆脱儒家守旧思想和轻视理工的困扰。
为了近一步鼓励学者的创新精神和探险精神，刘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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