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儒道死磕
经春秋战国几百年漫天战火后，至秦汉之交，中国重新实现大一统。政治版图的统一要求思想界也不能再一直混乱下去，百家争鸣在外人看起来虽很热闹，但对帝国长治久安却大有害处。当时思想信仰还是著侈品，老百姓并不关心它，真正用它争风吃醋的是王公贵族士人书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推行法家，就是听烦了耳朵根子下这些儒道法墨的各执一词，把你们的书都烧了，看你们还玩什么花样。当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书也是烧不尽的，秦二世而终后，新上来的刘汉王朝又面临着同样的确立帝国思想之本的问题。
诸子百家到了汉初的时候，各派的势力消涨发生了新变化。秦以法家苛刑暴政治天下结果落得万夫所指，所以法家的命数到汉初时就到头了，“势术法”这些概念不能再去争夺对上层建筑的控制，所以“下底传中”，隐于官场哲学的暗处形成了后世的“厚黑学”继续发挥作用。阴阳五行家的中心思想被道家和董仲舒的儒家隔汇贯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派也就消失了。墨家在思想层面虽然很有建树，但它的传承中墨子之后就没再出现象样的大师，学派组织没有维持下来，其学说也就式微了。其它兵家、农家、纵横家等大都偏科严重，无法提纲挈领地统一思想，所以到了汉初也就后继无力。算来算去，有资格继续华山论剑的也就只剩下发端于邹鲁的儒家和始创于楚地后发扬于齐国的黄老学说了。
儒道相争中最初占上风的是道家。黄老学说在理论创造上有个优势，就是发明了“道”这个万物本源又无所不包的概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们其它家的人就在那编吧，再编再跳不出我的手掌心。“清静守虚，无为而治”也符合汉初贵族经戎马倥倜后急于安亨富贵的心态，所以黄老学说在汉初的时候一度在宫廷王贵中很有市场和人缘。汉文帝的老婆，汉景帝的妈窦太后就是极倡黄老学说的典型。
我们不是很清楚象窦太后这样一个老太太，喜黄老学说到底多大程度上能了解道家的哲学含义，窃以为窦太后是对黄老的养生术和祭神拜鬼更有兴趣（这也符合中老年女性的通症，庙里拜佛最诚的往往是她们）。不管窦太后对道学懂得多少，她一国太后母仪天下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景帝时有个著名的儒士叫辕固生，他对《诗经》很有研究，因此封为博士。有一天窦太后把辕固生找来问他“《老子》一书你觉得怎么样？”，辕固生有点腐儒的味道，也不懂含蓄，直接对窦太后说“那不过一本寻常人写的书罢了”。窦太后喜黄老是出了名的，闻之大怒，于是交给辕固生一个高尚而坚巨的任务到猪圈里去刺头猪给我看看。让辕固生背背“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他在行，让他去刺猪不是要他的亲命吗。景帝在一旁看到，不忍让辕固生惨死于猪口下，就偷偷给了姓辕的一把利刃，于是这有正史以来第一次人猪大战，以辕固生的一击致猪性命而告收场。前有《庄子》篇的庖丁解牛，今有儒家的辕生刺猪，儒道两家在牲畜屠宰这个行业上居然也能打个平手.
窦太后对儒道相争的干预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年间，而且这时期的争斗已越发血雨腥风起来。
儒家进汉室宫廷的时间要比道家晚。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学说虽然流传甚广，但真正被诸侯国接受用于治国的几乎没有（《史记》载，只有魏文侯用了一段儒家学说）。齐国建稷下学宫的时候，由于邻近的缘故，孟子、荀子也常去蹭饭，但稷下学宫的风气主流是借黄帝、姜太公、管子之名流传的道家、兵家、法家，儒家在那里只能打打擦边球。荀子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个大儒，但他的两个著名学生李斯和韩非子后来都投入了法家的怀抱。秦始皇东游时，鲁地儒生拍赢政的马屁拍到了马蹄上，结果成就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伟业，儒家与秦朝结了梁子，陈胜吴广起义时，孔子后裔孔甲为报前仇，居然给不识字的农民起义军送去孔家私藏多年的礼器以助一臂之力，结果陈胜兵败，孔甲也莫名其妙的死在军中。至此，儒家虽千辛万苦，但一直也没弄出点象样的名堂。
汉朝建立后，把秦跳过去，追溯周朝为正统，这就要求创建天子之礼，刘邦带着一伙泥腿子出身的莽夫完全不懂仪礼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汉初大儒叔孙通为汉制定了礼制，被刘邦封为太常，这样一些儒生才开始进入汉廷作官。吕后主政时重用的是打天下时的一些勇将，儒生靠边站，汉文帝喜刑名之学，也不太待见儒生，到了景帝时，天子、太后都是黄老的痴迷者，儒家在与道家的争斗中更是落了下风，到了汉武帝时儒家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儒家有当私塾先生的传统，所以在当官辅政之前，先出名的一些儒生往往与教书有关。吕后执政的时期，有个鲁国人叫申培公，因懂《诗经》被楚王刘郢请去给他的儿子刘戊当老师，由于教学太严，刘戊不但不记申培公的好，反而很忌恨他（读书总是很枯燥的，对于纨刳子弟更是如此），后来刘戊继任楚王后就没少给申培公小鞋穿，申培公一气之下就跑回长安去了。申培公有个学生叫王臧，他的运气要一点，他摊上的学生是汉景帝的儿子刘彻，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汉武帝总算是勤学诗书的好材料，他登基后先后提拔王臧当郎中令，又任命儒生赵绾作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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