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也没想，就把那些信给撕碎了，箱子也没有还到阁楼上。
于明浩回来发现了，两人自然又是翻天复地地一通大吵，于明浩指责郑美莲是有预谋地接近他。
郑美莲当然不承认，并反唇相讥：“你现在为什么不吹笛子了？我在尤家的时候你不是经常吹吗？现在为什么不吹了？”
矛盾更加激化了，于明浩一出门就几个月不回家。
于明浩不回来，家里的农活只有靠他们娘儿三个。
山高坡陡，一个人担粪水担不起，郑美莲和孩子们一人拄一根棍子往山上抬粪水，三个人抬两桶，脚步还要配合得好，有一个人摔跤，三个人就会一起摔倒。
别的人家十天就能灌完的玉米，她们要灌二十天。
往家里背土豆，有的男人一次能背三百多斤，郑美莲也能背两百斤左右，两个孩子就不行了，一次只能背七、八十斤。
别人一个多月就能背完，她们要背两个多月。
累！太累了！累狠了就想骂人！只要于明浩空着手一到家，郑美莲就开始喋喋不休，两人就吵，一直吵到于明浩离开家。
两个人都累！人累！心更累！
在于明浩的眼里，郑美莲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善良多情、温柔可心的大美人了，而是一个心如蛇蝎、居心叵测的坏女人！
在郑美莲的眼里，于明浩也不再是像童志光的那个男人了，童志光怎么都不可能这样自私、自负、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童志光也永远不可能像于明浩这样，对她和孩子一点都不关心和体贴！
两个人怀着满腹的怨气，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争吵和埋怨。
郑美莲的第三次婚姻能走多久？又能走多远？郑美莲不知道，于明浩不知道，两个孩子更不知道！
于明浩的转变看似突兀，实际上是必然的，经过了一连串的打击，他的心理可以说已经不是正常人的心理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有了心理疾病，只不过那时候没有人知道罢了。
他对两个孩子态度的改变，则是他当了十多年的干部形成的，当干部期间，他一直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别人他相当宽容，对家人的要求则非常严格。
在他没有和郑美莲成婚之前，童小安和童小玉不是他的家人，所以他对他们很好，看见他们挨打，他还会心痛。
但是他们结婚后就不一样了，两个孩子成了他的家人，他总担心别人说他的子女不好，怕背后有人说闲话，所以他对他们的要求陡然就严厉起来，他还随时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父亲说过，黄荆条子下面出好人！小孩子就是要打得好，不打不成器！”
于明浩当干部的确有能力，但是干农活和当干部完全是两码事，首先他的体力就不行，所以当农民对他来说的确很辛苦。
做生意当然更不行，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普通老百姓都没几个会做生意，更不用说当干部的了。
又尤其是在c县这样偏远的地方，改革的春风吹到这里来本来就晚一些，他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开，很多可以做的生意根本就想不到。
现在的干部，一说起做生意，那是一个比一个有能耐，他们不需要亲自出面，每一个月就有大把的钱赚，不管是为公、为私，都是个个能掐会算，厉害得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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