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淮安重新踏上前往广府的道路时，心情还是颇有些复杂的感触；因为这一来一去之间，一晃眼见就已经是第二年的初春之际了；
而相比当初小猫两三只的亲随什么的，现在他身边追随的队伍也壮大了何止值数十倍。人人顶盔掼甲，背弩挎刀，而在牵挽的车辆或是代步的马匹上，还装着相应的盾牌、长矛、斧锤、棍枷等复数的装具，光是簇拥在他马车周旁枪杆上的大小旗帜至少有数十面。
只是，相比现在暖风熏人熏的令人有些懒洋洋犯困的天气，他更喜欢凉爽而干燥的岭南冬天。太阳晒出来青苗的淡淡清香与水田翻浆的土腥味，混杂在暖融融的空气当中。在这一路上最大的变化和触动，就是一种名为井然有序的氛围和环境。
通过前期的清洗和整顿，以及痛下杀手惩治了许多聚散为盗匪的野外游散之后；失去原本大多数上层存在的乡村地方，也不得不在新推举出来的领头人带领下，通过与附近城邑驻防义军的交涉与互动，初步建立起来一套钱粮征收和丁役派发、定期交易与汇报的基本秩序和等次。
尤其是在除了口粮等自足部分以外，大多数民生所需的相关事物，还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补充的外来物产等经济命脉，都通过义军把持和控制的交通要冲，变相掌握住了之后。所谓的串联和抱团对抗，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笑话，有本事你断绝一个月不吃盐，变成全身软趴趴的到处浮肿再来说这种话。
虽然这其中还是相当的粗放和简陋，也可以说是问题和漏洞依旧不少的；但哪怕是有瑕疵的秩序，也总比持续的混乱与无序，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当新一年的春耕和播种开始了之后，路边的水田和山坡上的梯田当中，各种劳作的身影也变得密集和频繁起来；虽然其中老弱妇孺的比例还是较大，但至少比起初来的时候那种，走上数十里不见多少人烟，各种稀稀拉拉和荒废的模样好上许多了；
而且他们多数已经不怎么避人了，面对大路上开过的队伍，他们最多就是抬头多望上几眼，就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活计忙碌当中去了。也只有一些实在靠大路比较近的存在，才会停下活计来恭恭敬敬的退到一边，直到目送这队伍的离开。
以周淮安的眼力，甚至看不到他们多少惊慌和局促的表情。按照如今义军治下的新次序，少了传统的胥吏和大户豪强加诸下来不断翻倍的层层盘剥，只要一次性缴纳大半数产出，剩下的部分依旧足够大多数人以较低的负担和而安然度日下去；
毕竟要知道，唐朝原本的一切税赋徭役体制，都是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上；租，即课户每丁纳粟二石；调，蚕桑之乡，课户每丁输绢二丈，麻三斤；庸，课户每丁每年劳役二十日，遇闰年加二日，如不应役，则需折绢布以代役。看起来是没有多少，但是这只是初唐立国时的标准。
随着国家发展土地兼并日重，破产逃亡的人口越来越多，实际上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均田制早已经崩坏掉了；与此同时，各种各种逃避交税的“不课户”变得越来越多；而随着膨胀的官僚体系和军队规模，是国家从各方面支取的用度是越来越繁重；而这些需求都集中追加在了各地官府账面上，变得越来越少的赋税户口之上。于是，除了各种正赋之外各种繁杂的捐税名目也就应运而生了。
（免课户口的标准是：九品以上官员，二十岁以下的男子，老、废、妻妾，部曲奴婢亦可，还有就是僧、道之流也享受免课待遇。所以就自然而然造就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不交税，也不计算在正式户口里的特殊群体，。）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百姓苦不堪言，乃至相对富熟的江南地区，也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
于是。随着国家财计的日益拮据，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进行改革。既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主要内容就是“量入为出”，既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的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废除“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但丁额钱（人头税）不废；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
虽然后世对两税法“制定预算”“九等分配”“按户纳税”的先进意义和理念，多有赞同和褒奖；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因为严重触犯了富有阶层的利益，仅仅实行了三十多年，即被迫多次下令改“以钱为额”的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以回避物价波动的折色和缩水。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青苗费”等等。还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以为业绩。
号称免除“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的“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但是根据两税法而制定和分派下来的定额税赋，却是只多不少而与日俱增的结果。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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