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的名字是在二月初出现在报纸头版上的：《y-in谋还是栽赃？莫顿于伦敦候审》。文章说尽管外交部公开抗议，但布兰登·莫顿先生为了驱散关于苏联间谍的流言，自愿接受了军情五处的讯问。目前莫顿先生被软禁在一个未名地点，等候最终结果。记者询问了军情六处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栽赃，很可能是莫斯科一手导演的闹剧，误会很快就会澄清。
巴里扬起的风暴在头版吹了几天。哈利把每一份报纸都拿回去给亚历克斯看了，两人琢磨着上面的每一个单词，揣测巴里在这场船难里的生还几率。就像所有新闻一样，这场闹剧逐渐退往内页，沉寂下去，然而还不到五天，沉渣重新浮起，吐出了关于内部听证会的只言片语，在接下来两个紧张的星期里，巴里看起来马上就要彻底出局了，他遭到停职，军情五处搜查了他的住处，种种迹象都对他极其不利。“我们将会见证一场世纪审判。”《快报》的时政记者信誓旦旦地评论，“这也是我们首次清清楚楚地看见莫斯科的渗透有多么彻底”。然而到了三月底，巴里的大幅照片再次出现在头条，就在《莫顿洗清嫌疑》这个大标题的右下方。照片的主角直视着镜头，举起帽子，看起来像个大获全胜的拳击手。外交部和军情六处张开双臂把他接了回去。
拳击手立即着手报复。1962年4月4日，一个信封出现在施密特主编的办公桌上，上面没有邮戳，也没有字迹，显然不是邮差送来的，没人知道是谁把信封放在那里的，楼下的门卫声称没有留意到陌生人进出。信封里装着的是那几张哈利无法提出合理解释的照片，他僵硬地坐在施密特对面的椅子上，握着拳头，像个等待发落的苦役犯。
“我一向不过问别人的私生活。”施密特不情愿地靠近这个话题，就像人们不得不把手伸进排水管里，把堵在里面的老鼠尸体拉出来时一样，令人不适，但总不能丢下不做，“也许你应该离开一阵，哈利，去个有阳光的地方住几天，找个医生谈谈，也许他们能帮你摆脱这个，这种，你知道的，疾病。”
“我不需要医生。”
主编看着他，带着一种令哈利感到恼火的同情：“我欣赏你的工作，哈利，你是个木奉极了的记者，这些，”主编看了一眼信封，“我不能假装我没看见，但我也不会报告警察——这里，在法国，这是犯罪，记住这一点。”
“我的私人生活和我的工作毫无关系。”
“你病了，哈利，你需要帮助。”
“你要解雇我吗？”
“停职，直到你能拿出j-i,ng神科医生证明，保证你痊愈了。”
“不必。”哈利站起来，“我辞职。”
办公室里没什么好收拾的，台灯、打字机和电话都不是他的，钥匙和公函也必须留在原处。哈利只带走了几封信，钢笔和一盒回形针，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这个房间此刻看起来依然和他刚来时一样陌生，萎蔫的盆栽和雾蒙蒙的玻璃，散发出樟脑气味的文件架。哈利撕下贴在桌面上的便笺，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开门出去。
离开报社的时候没有人多看他一眼。米涅小姐今天不在，外出采访去了。他慢吞吞地走下楼梯，思忖着施密特会怎么宣布这件事，也许会说病假，或者什么都不说。门卫帮他扶住门，一眼看见他手上的信封，问他是不是要去邮局。哈利敷衍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径直走进四月初疲弱的阳光里。
他折起信封，塞进衣袋里，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许久，到达河岸，折返，随便找了一家咖啡店坐下，看着来往的行人出神。那是个y-in天，春天总是这样的，没有雨，但云层很厚，泛出一种呆板的灰白色。人们的大衣也是灰色的，哈利看着他们在黑白布景般的街道上缓慢移动，像是从胶片电影里剪下来的一格。他已经来巴黎超过三年了，从没有在工作日早上认真看过这个城市，从来没有这样的时间。
侍应过来问他是否准备点什么食物，午餐时段快到了，要是他不打算吃东西的话，那麻烦把桌子让出来。哈利把零钱留在茶碟里，起身离开，过了桥，往七区的大致方向走去，因为风太大了，一直低着头。
哈利回到圣多米尼克街的时候刚过下午四点，亚历克斯在小茶几上写信，一看见他就放下了钢笔，本能地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了。
“施密特。”哈利简短地说，“他知道了。”
“那你的工作？”
哈利没有回答，摇了摇头。亚历克斯轻轻说了一句“天哪，哈利”，从起居室另一边走过来，抱住了哈利，吻他的额头。哈利摸到了亚历克斯的手，用力握紧。风吹起了纱帘，把信纸扫到地上，但他们两个谁都没有留意到。
合同终止之后报社自然也收回了那间位于木偶剧场后面的小公寓，给了哈利一个月时间搬走，和办公室一样，公寓里也没什么要带走的，哈利的大部分私人物件都已经在圣多米尼克街了。他花了一个下午把公寓打扫干净，卷起几条被忘在抽屉深处的领带，和几本书一起放进行李箱里，锁了门，钥匙丢进门房的信箱里，就此告别。
“然后。”普鲁登斯说，琢磨着这个词，仿佛那是个因为风吹雨打而变得模糊的路标，不仔细看的话就会走错路，“然后，《火刑》出版了。里弗斯先生，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埃格尼斯的风筝》和《火刑》之间有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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