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对闹腾的双方翻了个白眼,径直起身从座位后面的窄门离开。
“已经是第二好的结果了,aus。”
缴纳保释金后即恢复自由,不用再被押送,一行人驱车返回警署办理手续,科克伦对正从个人物品袋里取回手表、金链子往身上戴的宋亚说道。
“我花大价钱聘请你们三家律所,想听到的可不是什么xxk第二好。”
宋亚把自己拾掇好,用冷静但带着脾气的语调抱怨,“如果我得不到最满意的判罚结果,那找你们这些顶级律师来帮忙又有什么意义呢?”
“eus,我们也无法完全支配法官,涉嫌与外国公司的非法交易仅仅被禁止出国,法官已经很通融了。”
威尔加德纳摊开双手说道。
“麦克,斯隆,我们走。”
拢共也就在铁笼里呆了两个多小时,宋亚算满意,只是如果不被禁止出国就更好了,他没和威尔辩,让老麦克领自己和斯隆离开警署。
其实他也知道其中道理,法官作为精英中的精英,这个人群看待事物的方式、观念和政治倾向非常明确、坚定,判罚时会经常按个人的好恶行事。
比如九二年洛杉矶的韩裔店主案,韩裔超市女店主射杀了一位偷东西并且打人的黑人女孩,明明已经被陪审团判决谋杀罪名成立,但时任法官却只给出了缓刑加罚款、社区服务的判罚,导致黑人群体极为不满,成为后来洛杉矶事件的重大导火索之一。
但这些法官同时又非常懂得利用规则,从不会承认在法庭上代入了自己的个人感情。
而陪审团又是由素质不高的市民所组成,现在早不是精英乐于参与法律事务的时代了,陪审团义务耗时长、压力大、报酬低微,稍有办法的精英会利用各种方式逃避,导致陪审席上大都坐着喜欢凭直觉和情绪行事,并不具备辨别能力的群氓。
为了尽快完事回家,大多数陪审团的成员会尽快在内部形成共识,根本懒得沉下心研究枯燥专业的证据,以及对案件本身展开思辨。
海洋法系的这两种审判方式都有极大不确定性,一方面给了律师通过社会地位、交际网,上争取法官,下通过话术、辩论技巧甚至打动人心的抒情引导陪审团成员的空间。越有名有势的律师就越容易取得胜利。
另一方面,即使是大律师,很多时候也不敢把案件胜负和个人的名誉前途付与法官和陪审团这两个极大不确定性因素去赌博,他们宁愿和更理性的检方做交易。
检方也同理,所以大部分案件其实都是通过辩诉交易了结的。
一位被控告杀人的罪犯,检方可能手里并没调查到充足的证据,辩方和被告也怕交付给陪审团判定是否有罪时出意外,于是双方大概率在判决前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交易。
是以经常能看到杀人案嫌犯获得了比谋杀罪轻微很多的刑期,如果嫌犯是被冤枉的,那么他哪怕服一天刑都是冤狱,如果嫌犯就是真凶,那么对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来说也很难在情感上接受这一结果。
但整个法律体系运转的结果就是这样,被冤枉的嫌犯在更严厉的判罚压力前精神崩溃,同意律师的交易提议,认倒霉去服刑。被害人家属面对真凶,也不想冒被对方逍遥法外的风险,只好接受远比杀人轻微的判罚。
所以从表面上看,大多数人竟然都能对最终结果满意,也不得不说是其规则的精妙之处了。
“你要信任我们,aus,否则我们没法帮你。”
宋亚步伐很大,大律师们小跑着跟上,戴安洛克哈德说道。
“我会的,但你们要做得更好,这桩案子对你们每个人都是名利双收,除了我。”
宋亚回答。
“你去哪?请等等!aus!”
戴安洛克哈德喊道,宋亚只好停步。
“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你不能在第一场战斗后就变得这么没有耐心。”
戴安洛克哈德很严肃的指出,“你必须信任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否则整个律师团在接下来的管辖权官司中会出现内部不一致。”
“什么意思?”宋亚反问。
“你也知道我们是三家律所,aus。”戴安洛克哈德说:“当我们对案件应对方式出现内部分歧时,你听谁的?”
“古德曼会传达我的最终决定。”宋亚指指最信任的古德曼。
“所以在一件对你如此重要的官司上,我们这些顶级律师最后要听从一位还没上法学院的年轻人的决定?”
威尔加德纳说话向来不客气,极富攻击性,他冷笑道。
看来三家律所已经有矛盾了,宋亚冷静了一些,观察每个人的面部表情。
古德曼肯定是得意的,他在律师行业名声远不如科克伦、戴安、威尔这些人,但因为有自己的支持获取了最后一锤定音的权力,但他也知道不过分参与顶尖律师们的讨论,那么矛盾只会来自科克伦和戴安他们之间。
“所以你们有什么分歧?”宋亚问。
“那位查尔兹好像图谋的不止是你,对吗?aus,也许我们可以引诱他主动将案件扩大化。”威尔加德纳说:“而特别检察官似乎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也许这样可以导致检方内讧。”
“那个查尔兹确实可能想利用巴恩案揪出aus背后的白人政客。”
科克伦果然立刻反驳:“但我们不能冒被转移舆论焦点的风险,他是受白人用司法手段迫害的黑人,不需要和白人政客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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