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通常指的是明清五百年间的山西商人。到清代，全国排名前十六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记载，仅把山西几个县城中的富商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一亿两白银，所以明末清初流行着一种说话，那就是：晋商富可敌国！
晋商的兴起，主要得益于明朝的“开中制”，所谓“开中制”就是明朝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食盐专卖权，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出榜招商，以食盐贩卖的专业执照“盐引”换取商人把各种军需物资代为输送到各地边防卫所，从而节约运输成本。
山西本来就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也比较发达，再加上处于大明九边的中心位置，所以晋商在“开中制”中得益最大，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商帮。
商人的天性就是逐利，晋商也不例外，在明末的时候他们表现的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明末的晋商对利益的追求已经超越了道德的底线。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竟然和后金通商，将粮食、铁矿等战略物资源源不断的输送到辽东，还出卖明朝边军的情报，以致后金逐渐发展壮大，最后取代明朝，夺得天下。
所以，到了清初的时候，顺治皇帝为了奖励八大晋商，特地亲自召见了他们，还赐了朝服，并将他们编入“御用皇商”的行列！由此可见，他们对满清的贡献之大，也说明了他们在明朝时卖国卖的有多彻底！
朱慈炅作为一个穿越而来的现代人，对晋商的发家史自然是有所耳闻的，这么庞大的商业团体，自然不能让他们为敌国所用，所以朱慈炅在遇到财政危机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晋商。当然，他不是想去抄晋商的家，那是竭泽而渔，短期的利益挽救不了风雨飘摇的大明，只有利用他们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才能让大明起死回生。
国家机器怎么赚钱，放在明朝的时候这个问题怕是没人能答对，但现代人就不一样了，几乎没人答不对，简单啊，印钱呗，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啊！据史料记载，明末的时候全国流通的白银不下十亿两，而我们的小皇帝朱慈炅的国库里却只有可怜的两千多万两。
如果能印银票，那么印多少财富就能增加多少，这个增加并不是说全国整体财富增加了，而是皇室所占的财富比例增加了。其实整体的财富并没有增加，只是市场上多出了一种流通货币而已。
整体财富没有增加，却多出了一种流通货币，那会怎么样呢？答案是通货膨胀，物价会上升，如果说大明的总财富是十亿两白银，那么印一千万两银票物价就会上涨百分之一，印一亿两银票物价就会上涨百分之十，印十亿两银票物价就会翻一倍。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你印出的银票别人要认，而且要当钱用，如果别人不认，而是拿去当厕纸用，那么，对不起，你印多少都是白印，一分钱好处都得不到。
所以，朱慈炅首先想到了晋商，因为晋商就是银票的鼻祖，在明末就有很多商号开始印制银票了，但是仅仅只能在京师和山西附近通兑；到了清朝，晋商建立了很多有名的票号，他们印制的银票在全国都能通存通兑，那可是全国所有人都认的票子！
票号其实就是银行的雏形，在古代数额特别巨大的银两运输起来是很麻烦的，几万两银子就相当于现在的一吨了，一个人肯定是背不动的，光雇几辆小车拉着也不行，肯定会被人打劫，必须请专业的镖局押送，而且还不能保证绝对安全。特别是明末这样战乱年代，你不组织上千人武装押送，那就等着被抢吧！
银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有很多晋商都在山东河北等地赚了钱，大把大把的银子没办法运回山西，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些大的商号看到了商机，开通了异地取款业务，也就是说，你在山东河北赚的钱先存进我们京师的商号里，我们开出票据，你拿着票据到山西去取银子就行了。这个票据就是最原始的银票，以晋商的富有，最开始的时候也只能做到在京师和山西之间通兑，再远点他们也没办法了，几百上千万两的银子押运起来不雇几万人，肯定到不了地头就被抢了，雇人的费用比收取的手续费高的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谁做啊！
晋商在战乱年代不能保证全国通存通兑，他朱慈炅能保证啊，所以说银行还是国家来办的好，这中间赚取的高额手续费且不去说了，在一般商人人眼里看来利润很高的赚钱项目在他眼里简直不值一哂。赚那点手续费算什么，他想要的是印银票，没有什么事情比印钱利润更高了！当然，他不会丧心病狂一次印几十甚至是几百亿两的银票，搞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那样做必定会加速明朝的灭亡。几十亿、几百亿什么的那都不现实，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先印个一亿两再说！
这个小目标怎么实现呢？
首先当然是把那帮吃里扒外的晋商提拎过来恐吓一番，等他们老实了，再跟他们商量票号的事情。
这个提拎人的工作没有谁比骆养性更合适了，于是朱慈炅将他召到皇宫交待了一番，这货便屁颠屁颠的跑去“请”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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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威是榆次常家的当代家主，他年少时独闯张家口，创下了偌大的家业，使常家从一个书香门第变成了晋中有名的富商，产业遍布张家口、兴化、大同及蒙古草原，可谓盛极一时，春风得意。
但是，这天他得意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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