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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大p.s一下，算是这个故事总的题记吧。
这个故事不过是个人一时游戏之作，并无仔细构思，也没有前期准备，算是仓促上阵。再加上本人不是历史专业，历史小白，军事小白（好吧，比小白白多了，算是大白），因此很多细节描写肯定都会有很大偏差，只能请方家一笑了。
那么有人问了：既然如此，你还写干嘛？
无非是对于那个虽然烽火连天，但却燃烧着激情的岁月的缅怀，并表达一下对那些伟大人物的敬仰而已。
总之，大的历史脉络不会有偏差（百度百科很坑爹，只能查到一些大略的内容，让习惯了细节精细描写的我很不适应），小的差错就会很多了。大错尽量不犯，小错肯定不断。大家就不要深究了，接下来，就请和地效一起，在本书中，走进种花革命中那段最危险，最是前途未卜，但却又是最让人心潮澎湃，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岁月吧）
1934年4月6日，种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红都瑞金。
时间已经指向了夜中十一点，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未来的共和国总理的房间，依然亮着灯。
从去年9、10月间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到现在已经打了半年了。前方形势不好，战线一退再退，这也就罢了；之前的历次反围剿中，放弃一线阵地主动撤退，这是家常便饭
区别就在于，之前的反围剿作战中，赤军的撤退是主动的，阵地虽然放弃了，主动权依然掌握在赤军手里；而现在的撤退，是在坚持不住之后，被迫后退的，既然是被迫，也就谈不上主动权的归属问题了。
形势虽然紧张，但还不到凶险的地步。常凯申这一次的围剿采用的一线平推战术坚实，但同时也进展缓慢，某点突破后，必须等待友邻部队的全线跟进，这样保证了部队安全的同时，也给了赤军组织新防线的时间。
所以打到现在，赤军依然保存着相当的有生力量，苏维埃政府也还有较为充足的回旋余地。
只是物资却是在对峙中极大的消耗了。
想到消耗的物资，总理轻叹了口气。根据地从创立开始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物资紧缺（不是“不足”，是“紧缺”）的问题，国府打仗不行，设封锁线禁止物资流入根据地倒真是有一套——这也难怪，设置路卡，盘剥过往百姓，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看着账面上不多的各类物资，想起正在艰苦作战，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缺医少药，缺……少……的赤军，总理这个巧媳妇也是真心没办法了。
更不用说，根据地的普通民众们。他们的衣食拉撒睡，这些也都要管起来。
说起来，自己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应该主管军事工作才对，而现在，自己从事的工作貌似跟军事没什么关系。
军事工作……总理又叹了口气，感觉一阵无力。那几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死硬地坚持“正确主张”，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自己这个副主席，也只能够在一些具体的战斗布置上提出一些小的调整而已。
如果，现在能汲取前四次反围剿作战的成功经验，幡然悔悟，改变赤军现在的打法……
先别想那么多了，现在还是再算一算，看看能不能从哪里再“找”一些东西出来，供应部队吧，自己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报告！”
埋头于账薄中的总理头也没抬，开口道：“进来。”
警卫员步入房间，敬礼：“报告，邓局长（政保局，全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请您过去一下。”
“邓局长？什么事？他没有说吗？”总理抬起头来。
警卫员摇头：“不清楚，来的人没有明说，好像是有关一个特务的问题。”
“特务？”总理又愣了一下。
眼下是战争时期，加上严格（在钦差大臣们到来之后，更可以说是加倍严格）的盘查，瑞金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抓获特务了。
这也就罢了，有关特务的工作，一直都是邓发同志在负责，而邓局长也一直都完成得很好，这跟自己现在的工作不沾边儿啊。
“好的，我就去。”总理答应了一声，仔细地收拾好桌子上的账薄，纸笔，算盘等物。锁好，把油灯吹灭，这才跟这个战士出了门。
门外已经等着一个小战士了，应该是邓局长派来传信的。见到副主席后，这个小战士敬礼，把刚才那个警卫员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意味着并没有更多的信息。
不得要领的总理不得不跟着小战士来到了政保局。
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政保局所在地跟其它部门不在一处。政府一般行政部门设在谢氏祠堂，而政保局在叶坪庙背村（即将迁往沙洲坝）。很快，总理就和这个小小的内保战士还有警卫员一起来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党内最神秘的机关所在。
看样子局长邓发正在和手下的四大金刚——侦察部部长胡底，总务处处长欧阳毅，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执行部部长李尅农（戴笠字雨农，难怪干不过tg的某“克农”^_^；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用“尅”代替“克”，妨碍之意还要更厉害一点。其他名字没有什么禁忌，就不改了）——开会。
“怎么回事？什么特务来头这么大，大半夜的把你们几个都惊动起来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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