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稿述章氏民国初年被袁世凯羁留于北京时之轶事，兹更据所闻，续为记述，作前稿之补充（此次所述，亦闻诸钱玄同先生者为多）。
章氏民国三年夏末，由本司胡同迁入钱粮胡同新居（房租每月五十四元）后，眷属未至，甚感寂寞。未几，其门人黄季刚（侃）应北京大学教席之聘来京，所但任讲授之科目，为中国文学史及词章学，谒章之后，即请求借住章寓，盖词章学教材等在黄觉不甚费力，即可应付裕如，惟文学史一门，其时治者犹罕，编撰讲义，为创作之性质，有详审推求之必要，故欲与章同寓，俾常近本师，遇有疑难之处，可以随时请教也。黄本章氏最得意之弟子，章亦愿其常相晤谈，以稍解郁闷，因欣然许之。不料不数日，而黄突为警察逐出，而章氏因之复有绝食之事。
某日之深夜，黄正在黑甜乡中，忽有警察多人，排闼直入，其势汹汹，立促黄起，谓奉厅中命令，前来令其即时搬出此宅。黄愕然问故，警察惟言奉令办理，催促实行而已。黄谓：“我之寓此，系章先生之好意，纵须搬出，亦当俟天明后向章先生告别再行。”警察曰：“如使章先生知之，必加阻挠，徒添许多麻烦，故汝宜即搬，不必候见章先生也。”遂不由分说，立将黄氏押出章寓。
黄氏之在章寓，往往早出晚归，且有时寄宿他处，与章亦非每日必见面；翌日章未见黄，以不知其事，故未以为意也。二三日后，他门人有来访候者，乘人力车进大门时，门首岗警即作势欲止之，不顾而人。谈次，章曰：“季刚数日不见矣，汝见之否？”经以实告，乃知之。正诧怪间，警察数人入，命来访者速去，并谓以后不准再来，即引之而出。盖章之见客自由亦被剥夺矣。章愤恚极甚，谓凌逼至此，尚有何生趣，于是复实行绝食，以祈速死。当其前清被禁上海西牢时，即曾绝食多日，因同囚之难友相劝而止。在龙泉寺时，又曾一度开始绝食。此次绝食之举，盖第三次也。
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闻之，亟起营救，一面上书平政院申诉，一面往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力请解除接见来宾之禁，俾可复食。吴以章又绝食，不便过执，乃许其门人及友朋无政治色采者仍得人见。惟章则绝食之后，态度甚坚，钱等竭力劝解，不之从，谷食悉废，仅尚饮茶耳。钱等相商，以滋养品（藕粉之类）少许随时潜入茶内，藉稍补救。章氏旋即疑之，怒谓茶不干净，此策遂失败。诸人旁徨无计，而章绝食垂十日矣。
章恶袁世凯及其党类，波及北人北物。时值冬令，北京御寒之具，多用“白炉子”（烧煤球），若洋炉烟筒之装置，其时用者尚少。章谓北京之用煤球及“白炉子”，为野蛮人之习俗，摒不用，亦不更谋御寒之具，惟以傲骨当严寒，所居房屋高大，益冷，往见者不敢脱大氅，犹时觉冷不可耐。章既绝食，卧于床，床近窗，窗有pò_chù，尤易为寒风所侵，气息奄奄，决意待尽，其状甚凄惨也。而乃绝处逢生，忽有转机。
某日傍晚，马叙伦来慰问，略谈之后，即告辞，章曰：“我为垂死之人，此后恐不再见，君可稍留，再话片刻。”时章犹勉强能作语也。马曰：“饥甚，亟须回寓进餐。”章曰：“此间亦有厨房，可令为君备饭，即在此晚餐。”马曰：“对绝食之人，如何能吃得下！君如必欲留我在此吃饭，最好君亦陪我略吃少许，则我即从命而在君旁进餐。”章稍作沉吟，意似谓可。马乃曰：“君能略进饮食，甚善，惟绝食有日，不宜太骤，当先啜米汤之类，方无患。”于是章果略饮米汤；自斯遂渐复食，生命得以无恙焉。
马氏是晚自章寓出，即以章氏复食消息语人。翌日，钱玄同往省视，知所言有证。章有一铜制欢喜佛像，作人牛相交之形，制作颇精，以六十元得之，常置案头。钱氏此次往晤，案头忽不见此物，因问何故藏庋。章告以女展昨至矣，此盖章氏复食动机之所以萌，马氏会逢其适耳。章氏三女，长名a;，时已适龚宝铨，次则于前清章氏入狱时由章之长兄（钱，字椿伯，原名炳森）携去抚养，展其季也，称三小姐，时仅十余龄，甚活泼，当绝食垂尽之顺，爱女北来，天伦至性，岂能无动？故复食得以实现也。
袁世凯每月给章五百元，为一种高等囚粮之性质。此款非直接交付，系展转给与，前为章氏居停主人之官医院长徐某，以与吴炳湘有密切关系，为经手人之一，因之章乃月仅实得三百元，吴氏知而不问，章之门人钱玄同、朱希祖等，亦闻悉其故，而不便明告章氏，恐增其怒也。故章仅知为减发，而不知被人截留。徐以章氏后来不假以词色，衔之，当闻其绝食将殆时，忽来访问，睹其状，以为必无生理，乃向之曰：“袁大总统每月白送你五百元，你何等舒服，竟尚不知足，无端绝食，真不知好歹！”言已，冷笑而去。彼只顾奚落章氏，不暇择言，无意中“五百元”脱口而出。钱玄同、朱希祖遂往见吴，谓：“徐以经手人之资格，今已明向章先生说出五百元矣；若仍仅与三百元，章先生必以见欺而益愤，绝食岂能挽回乎？”经此一番交涉，此项高等囚粮，以后始得如数给与。
至黄季刚之被逼移寓暨章氏接见来客自由之被剥夺，以致惹起章氏绝食者，其动机闻颇与章氏之庖人有关，所谓小鳅生大浪也。章在钱粮胡同寓所，所用仆役人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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