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我的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父母离婚了。
前面讲过，父母亲感情一直不好，当然，过错主要在父亲身上。解放前，他对母亲非打即骂，非常恶劣。他也曾多此声言“休妻”，由于祖父的极力阻栏，终未如愿，奶奶和二姑们为父亲娶“新媳妇”的美梦也始终未能成真。
解放后，母亲和新中国许多妇女一样翻身做主人，不再逆来顺受了，父亲很不情愿。不能打老婆了，骂有时也被顶撞，这让他很感失落。终于有一天，激烈的冲突暴发了。
大约是为什么事发生了争吵，父亲又像从前一样张牙舞爪训斥母亲，母亲回敬了他几句，父亲恼羞成怒说：“没法过了，咱们离婚！”母亲生气地说：“离就离，我受够了！”
估计当时俩人说的都是气话，可能父亲真的成分大一些。但话已说了，怎能收回？第二天父亲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离婚。
得知儿子闹离婚的消息，祖父很生气，他把儿子叫来训斥一顿，但儿子不听，态度很坚决，一定要离。亲朋好友听到这事，也前来劝阻父亲，都被他一概回绝，并住在商店，干脆不回家了。
祖父见儿子不听劝阻也不回家，就写了封信，趁天刚亮，亲自投到父亲的商店门缝内。信中严厉批评儿子，但仍然没有效果。这期间法院也进行过几次调解，母亲尊重调解，父亲仍坚主离婚。
1954年7月，父亲的诉讼经静宁县人民法院做出民事判决，大概内容是：1.因调解无效，判决离婚；2.我随母亲，父亲每月付给生活费九元；3.财产分配：我和母亲分得房十间，土地三亩，其余房屋和土地归父亲和祖父母。
有人说离婚是件抽肠拔肚的事，的确如此。从内心讲，母亲是不愿离婚的，她想维护这个家庭，尽管是段不幸的婚姻。她宁愿自己受苦受累受屈辱，也不想让自己的儿女没有父亲。
谁知这次父亲铁了心，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事情已没有转机了。
这件事让母亲伤透了心，她不愿在老院继续居住下去，在西街邓姓人家院子租了两间房子，准备搬出去。
记得离家那天，四舅帮我们雇车拉了东西押车先行，妈妈领我去背一背兜驴粪，那时天已凉，需要烧炕。爸爸站在上院，不让背，说那是老人的劳动成果。奶奶站在一旁欣欣然，似乎打了胜仗的样子。
爷爷伤神地坐在屋内，妈妈领我去向他告别。他悲伤地望着我和妈妈，将我搂在怀里，歉疚地对妈妈说：“我对不住你和狗娃儿!”最后叮嘱我常来看他。
就这样，妈妈忧伤地领着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院落，离开了这个曾经给她带来快乐与希望，也带来无数痛苦的家。
在父母亲离婚的这段时间里，姐姐恰好在兰州学习。那时候信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没人告诉她家中发生的事。
等到姐姐学习完毕回家，木已成舟，我们已搬出去居住。姐姐无可奈何，只有顺其自然了。后来竟有人歪曲事实、说三道四，说王士君逼迫父母离婚云云，这纯属无中生有，造谣中伤。
离家后的一段日子里，母亲也曾盼望有一天父亲回心转意，接她回去。当几个月后传来父亲再婚的消息时，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在她看来，这个负心人真的恩断义绝了！从此母亲怨恨父亲终生，决心独身将我抚养成人。
父母亲离婚后，奶奶和二姑们加紧了给父亲娶“新媳妇”的步伐，不久就说成了一门亲事。女方名叫党琼仙，威戎镇人，比父亲小十岁，时年三十岁，曾有过一段不辛的婚姻，无子女，当时在县城一银行职员家当褓姆。
大约当时奶奶父亲和二姑们有点迫不及待，也有点利令智昏，并没有对党氏做更多的了解，就草草办了喜事，这是1954年10月。
然而过门没有几天，才发现事情远没有他们想像的那般美好。首先是党氏的耳朵聋，而且聋得不轻。另外党氏的个性也很倔犟，她本是地主家的千金小姐，不是逆来顺受之人。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让做美梦的人大失所望，希望的肥皂泡破灭了。
失望也罢，后悔也罢，日子只好这样过下去了。父亲和这位继母先后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随我的名子，父亲给他们分别起名祥利、恒利和虎利。可惜的是，虎利在七八岁时夭折了。
之后若干年，父亲和继母的婚姻依然是不辛的。开始十多年吵吵闹闹，后来十多年简直是打打杀杀。他们晚年后我去看过几次，俩人已形同路人。
不知为什么，就在父亲离婚结婚的当年冬天，二姑得了重病，弥留之际，她百般懊悔自己当年的言行，派她的大儿子武子哥哥来我家，想请我妈妈去她家她要当面道歉。
见二姑有忏悔之心，“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妈妈说她不计较了，但不愿去二姑家。武子哥哥跪下给妈妈磕了三个头，声泪俱下地替他的妈妈赔罪。二姑未能如愿，抱憾离开人世。
第二年春天，奶奶也去世了。母亲通情达理，不计前嫌，让我去当孝子贤孙，守灵、哭丧，我参与了丧事的全过程，这件事博得了众人称赞。
由于家庭变故，我过早地结束了童年生活，步入了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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