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日本国内有一种思潮，说中国人自己是管理不好国家的。中国要想真正进步，就必须让日本人来管理中国。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日本学界可以说是主流思想。
1929年10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前两年，日本历史学者桑原骘藏发表《关于日支共存共荣》一文。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是唤不醒的睡狮：“沉睡的狮子过几十年还是睡不醒的狮子，终究不会觉醒。”
另一个历史学者内藤湖南说得更不留情：“支那作为长期孤立的国家，因其内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渐趋于老衰，而从老衰恢复过来，靠树木自身的活力来做到，是难乎其难的。救济它，必须以外部之力去其**、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还有一些更激进的日本学者认为，汉民族品格心性“优柔惰弱”，这个样子的中国人只能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而“忠孝义勇、廉洁高雅”且对“外来先进文明敏感”的日本人，理应去改造中国人，承担改良东方人种的“重任”。
在上世纪初，日本不但崇拜和学习西方，而且由于明治维新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功对自己非常有自信。认为大和民族就像德国的日耳曼民族一样，是远远优于朝鲜和中国的优等民族。远藤隆吉在《日本我》中就说：“日本人在其精神中有一种核心信仰：我是日本人，日本是世界上卓越的国家”。
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中列举出了日本人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而且芳贺认为，这十大优点中国古代的汉民族曾经拥有，但现在在汉族人中已经荡然无存。
这种民族优劣论的核心就是认为只有“日本统治中国、华夏民族才能新生”。比如天眼子在《日本国民的真精神》一书中就主张日本现在比起西方，更适于改造中国，所以日本人对于中国改造的使命是天降大任。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种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跟当时充斥日本上下的军国主义思潮相结合，会产生什么后果？
所以日本人现在觉得自己很冤枉。我没有侵略你们呀？咱们之间就是发生冲突了，你们说什么抗日战争，这不是夸大嘛！
其实日本人现在还是一样活在当年的逻辑中。他觉得我们就是来帮助你们进步的，你们非不让、非反抗，打啊打的双方慢慢就打出真火了。这就是我在前面说的，两国人民根本就是两种逻辑，是没办法辩清楚的。
如果用现在的生活来打个比方，那就是有一个富人，身体比我们好，钱比我们多，就是家里的地方有点窄。我们这里穷，但宽敞，地底下还有一些好东西。
这个富人有一天跑过来，说你好好听我的，我帮你发家致富。不过你老婆挺漂亮的，晚上得跟我睡。你一个穷人生那么多小孩干什么？我弄几个回去帮我干活，再杀几个，反正都是些赔钱货。
我都答应帮你致富了，你看你怎么还要反抗？你可真是不知好歹！
这就是日本人的逻辑。
杨星辰现在忧心如焚。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担心父亲，一直以来他都觉得这个父亲的死活一定与他无关。可是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各种可怕的画面，不由自主的往坏处想。
周恩莱看他失魂落魄的，还以为他在担心国家的命运，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抓紧这个好机会好好跟委座谈谈，我就不信在这么严峻的形势面前，他还能一点都不让步。
杨星辰知道周副主席误会了他的心焦，说我父亲现在在北平。周恩莱拍拍杨星辰的肩膀，什么都没说。周恩莱请旅馆的总机帮他要一个北平的长途，总机说一点可能都没有。今天北平的长途早上还能接通，现在可能等四五个小时都接不通，已经全面堵塞。
杨星辰说周副主席别要了，今天北平的电话不可能打得通。您刚才说得对，现在我们应该好好筹划一下怎么谈判，这不是等电话的好时候。
现在不光是电话的堵塞，京沪一带的交通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大量人员的往来骤然增加，也是堵成一团。这一次由于是比上次中央更为重视的谈判，除了周恩莱，还有伯古和林伯区二位领导也来了。随行人员十几个，光是买船票就忙得焦头烂额。
最后还是老五求到了荣综敬老先生，才算是搞齐了十几张紧缺至极的到九江的船票。一群人熙熙攘攘的上到牯岭的时候，已经是7月14日，七七事变爆发已经整整一个礼拜了。
和周恩莱预计的相反，虽然华北已经打起来了，但江结時在对**的态度上非但没有软化，而且更为强硬。这一次连上次答应的总的政训机关也推翻了，要求三个师直接隶属行营，也就是直接隶属老江。政训处只作为联络。
实际上政训处这一点**已经准备让步，但老江的新意见让周恩莱只看到老江的存心不良。江除了坚持行营指挥三个师之外，还不同意由朱得或者鹏得淮任政训处负责人。相反，周恩莱或者林伯区都可以，甚至茅则冬当副主任也可以。这实际上就暴露出江的原意，只要文人，任何军人都不行。
这件事情实质上并不是文人可不可以的问题，关键是老江想直接抓住部队指挥权的问题，这是中央反复讨论决不能让步的底线。周恩莱带着杨星辰在牯岭上跑来跑去的求爷爷告奶奶，没有人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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