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把全部嫡系精锐投入淞沪战场，除了希望大家认识到他是真心抗日的，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更重要、更直接，那就是他觉得应该能够顶住日军，为中国争一个大面子。
大家（比如龙云）怀疑他的抗日决心，这又能怪谁呢？他这几年一直都是不抵抗政策，人家能不怀疑他吗？对待这些地方实力派，他一直都是一斧两砍，只能说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了这种局面。
我为什么强调这件事？就是因为很明显，江结時后来有一定程度的后悔。实际上抗战前期的江结時，确实是最最坚定的抗战派。这和他后期的所作所为，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简直就快像两个人了。他这么做，说明他后来很后悔把自己的嫡系全部堆上去，所以他就慢慢变得消极了。
也就是说江结時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嫡系精锐，确实客观上形成了全国团结抗日的局面，但他主观上是因为他相信这一仗不会输、起码不会输得很惨。当然即使如此，这也是一件相当伟大的事情。比起宋哲元、韩复榘那样一心保存实力的将领，简直是云泥之别。我们评价江结時，别忘了历史上这重重的一笔。
我这样说并不是推测。因为李宗仁在10月13日到南京晋见江的时候，江的表现就是豪言壮语很多，动不动就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这说明委座当时对打赢这一仗，很有信心。这就说明他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以此激发全国团结抗日的局面。
但半个月之后他的想法就变了。他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就说：“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逆料，但统一局面必可因益见巩固。”说明他在10月中旬还认为此战能胜，但到月底就预感到要失败了。所以就在军事之外，开始考虑政治意义了。这个时候江才想到自己此举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团结全国的各大地方实力派。
说实在的从后来整个抗战来看，委座这一仗嫡系尽出确实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自从淞沪会战之后，虽然各大地方实力派有一定的反复，这也跟江后来的反复不无关系。但总体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实力派真正投降日本，即使是跟日本人几乎达成同盟的阎锡山最后也没有真正下水，这一点不能不说跟江结時表现出的姿态是分不开的。
到了后来台儿庄会战之时，原来淞沪会战中表现一般的滇军、川军，打得也是异常英勇顽强。这除了李宗仁的团结有方之外，不能不说是淞沪会战中江结時全心全意坚决抗战的态度所影响的余波。
淞沪会战的统计非常混乱，一方面这和**混乱的战役指挥有关，另一方面就是原本拟议的在苏州以南、太湖以东的国防线顶住日军，最后成了泡影。导致从上海追来的日军马上发起了进攻南京的行动，所以不得不被迫开始了南京保卫战。这样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两场战役就紧连到了一起，事实上根本也没有任何统计的时间。
到底我们在上海投入了多少个师，直到现在也说法不一，只知道肯定多于70个师，肯定少于76个师。大致有12个中央嫡系师、9个川军师、7个桂军师、5个粤军师、3个黔军师。除此而外还有原东北军、西北军、鄂军、湘军等改编而来的所谓“半嫡系师”，至于到底多少部队，已经很难搞清楚了。
因为不断的伤亡补充，实际上总共消耗的部队肯定不止75个师（这是诸多说法中最权威的数字）。何应钦后来回忆说：“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这个数字应当有一定的准确性。因为何应钦主管军政部，又是总参谋长，他应该最了解部队的情况。日本上海拍遣军很多部队兵员几乎换了一茬（比如第9师团），这即使是中方比较夸张的说法，但也说明中**队不少部队几乎换了好几茬之多是可以想象的。
最令人痛惜的是，中方有很大一部分伤亡并不是发生在战斗中，而是发生在最后的大溃退当中。按照何应钦的说法，在10月底11月初（也就是总撤退之前）的统计中，中**队总伤亡是18万多人、不到19万，但整个撤退过程最少伤亡超过十几万人（按何应钦的说法那应该就是大概14万人）。为什么让人痛惜？就是这种伤亡连一点点的交换比都得不到，完全白白牺牲。
这一点黄仁宇先生曾在文章中说：“大兵团在敌前退却，为军事上最高度及最难能的技术。即是训练成熟之部队，素质一致，彼此有信心，也须绵密的部署，经过演习，方能希望行动不脱节，维持必要之秩序，断无在不执行佯动，不指定掩护阵地，不派遣收容部队，不部署通信联络，和不预筹兵站补给之情形下达成期望。”
因为江结時对于布鲁塞尔会议的执念，非得将全军拖到山穷水尽之时才开始总撤退，所以像黄先生所说的种种部署，又如何实现？所以不得不说对于这次大溃退及其造成的损失，委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淞沪战役过去一年之后，江结時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说：“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到了打击，将士受了莫大的牺牲，国家受了无上的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
说实话，到一年之后江结時还不承认本不应该在上海与敌决战，而只是承认忽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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