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说这种现象，不能不说确实是西方的一些军事传统，对中国的确是产生了影响，毕竟那个时代的中国已经深受西方的各种影响。西方所谓的绅士战争，贵族（实际上就是军官团）凡是被俘都可以以金钱赎回。但这种绅士之战一到了阶级斗争，比如欧洲各国反动派联合扑灭巴黎公社的战争，那马上就撕下了这一层绅士的面纱，暴露出血腥残忍的真实面目。
江结時领导的北伐军为什么遇上军阀能够摧枯拉朽，说穿了并不是黄埔短训班的军事能力强，而是在国共两党的那些革命热血青年的带动下，北伐军是以一种阶级战争的观念来打仗的。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军阀的部队什么时候见过如此拼命、如此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一下子就溃了。实在是谁都怕不要命的啊！
可以说中国当时的战争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各路军阀之间的绅士之战；二是**和红军之间的阶级战争；三是中日之间的民族战争。这后两种战争同前一种绅士之战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性质不同，官兵的战斗情绪截然不同。这既能解释北伐军为什么能够横扫**，也能解释**为什么在抗战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表现判若两队，问题就在这里。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红军就剩了两万多不到三万人在陕北，东北军加十七路军二十几万人结果损兵折将、被打得狼狈不堪，其实不完全是双方真实战斗力的体现，关键还是张杨两部兵无战心。这当然也反映出江结時在军事战略方面确实有短板，所以**总是说他片面抗战也绝不是故意贬低他，因为他对于军事的认识也确实有些片面。
再说回孙传方是什么事犯规了。孙传方和奉军打仗的时候，奉军方面的一个少将叫施从滨。这个人被俘后，孙传芳直接就在指挥部的专列上让人拖下火车，枭首在蚌埠车站暴尸三日。后世有很多人都探讨过这件事，大家纷纷猜测两个人可能要什么私仇，但好像也没有人能说的清这件事。孙传芳杀了一个加中将衔的少将，这甚至和冯玉祥手下杀段祺瑞的“小徐”徐树铮还不一样，因为杀徐树铮可以算是政治原因，可施从滨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战俘被杀的。
后来孙传芳下野之后，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吃斋念佛，算是一个在家修行的居士。可是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仇人可不答应。这个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叫施剑翘，她立志为父报仇。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孙传芳在庙里边念经的时候，施剑翘直接从脑后一枪，登时了账。那时候中国人还保留着一点传统的封建观念，所以施剑翘就获得大家广泛的同情。再加上民国时期极为强大的报纸舆论，结果施剑翘还获得了轻判，只坐牢不到一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深即宣布了对施剑翘的特赦。这个施剑翘在抗战中非常活跃，解放后还成了北京市的政协委员。在这个案子中，于右仁、林深两位国民党元老，都是伸出很大援手的。这件事情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孙传方还真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件事颇为传奇，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传诵一时。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老故事呢？因为江结時他也颇为遵循民国的这个政治传统，他一生有好几次下野、好几次复出，简直可以媲美三起三落的邓伟人了。如果他真的下野了，杨星辰还真是不好再寻仇，因为民国人都很鄙视这种不绅士的行为。不过杨星辰可不管这个，他是那种有仇必报之人，才不管别人怎么看呢。
不过我讲这个老故事可不是想混字数，而是想发一些个人的感慨。按照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北洋时代那就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这样说确实没有错，但不够全面。因为我总觉得北洋时代也有他的彩色的一面。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历史，一直都缺乏宽容的政治传统。我们主张的是株连九族、赶尽杀绝，而不是宽容和妥协。好像美国那样，在内战结束以后，战败的南方还是该怎么样怎么样，并未将李将军他们统统送上绞架，按我们的传统很不可思议。而在我们的教育里面简直十恶不赦的袁世凯，他对于报纸也好、政敌也好，宽容程度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可惜到了老江以后，这种政治新风又很快消失不见了。
江结時留给中国最不好的一个政治传统，就是我们在影视剧里面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词：“当国”。这是江结時的首创。他先是以黄埔学生军为基础，创立了所谓的“党军”，进而慢慢发展到“当国”。
江结時创立“党军”，当然确实是当时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军阀作风的旧军队确实不能承担革命的任务，所以要建立由党来领导的“党军”。这和我们经常说的“党指挥枪”是一个意思。但江结時还不满足，还要进一步搞“当国”。林深虽然长期担任民国政府的主席，但其实是老江身边的一尊泥菩萨，半点实权都没有。
老江搞“当国”，并不是纯洁的那种党指挥枪的概念，中国其实被他搞成了一种很诡异的政治局面。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看老江的几次下野，党在国前就真正成了他永远握住实权的杠杆。李宗人当了代总统之后，发布命令要求台湾省府把张雪良放了，因为这样子一直关着实在不成体统。就连张雪良自己都说，判我十年我不怨，可是特赦了又一直关着我不放，这也太不合法了，这是哪家哪国的法律！结果当时台湾省的领导人陈成还得请示老江，因为老江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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