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尽管国共两党时有摩擦，有时候还比较剧烈。但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始终都存有一线理智，始终高举共同抗日这面大旗。各大地方实力派，几乎没有哪一派降日。哪怕是老江通过抗日来削弱异己，也没有谁因而转向投入日寇的怀抱。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人素来的内斗传统为什么不见了？这一切都是张雪良舍身救国的功劳。他当然没想到老江会关他一辈子，但实际上却是为了中国贡献了自己一生的自由。对这样的民族英雄，我们不应该公正一点吗？
实际上抗战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民族团结的时期，这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是内斗永远重于对外抵抗。后人在总结南宋为什么没有很快灭亡，就指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金国太愚蠢了，他把宋朝的所有皇子除了赵构，统统抓去北国关起来了，这才使中国团结起来了。
而到了明末，大家都知道尽管大明只剩下南方半壁，但崇祯没有采纳让太子去南京监国的正确建议，最后南方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仍然斗得一塌糊涂。什么弘光帝啊、唐王桂王鲁王啊，互相打成了一锅粥。李成栋判清時形势多好，两蹶名王，但很快就因自己人打起来而败。
我们现在大力颂扬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同时也是个内斗英雄，要不是他执着于剿灭鲁王、反对桂王，南方形势也不至于最后彻底崩溃。
所以说不要以为抗战时期的举国一致是一种常态。我们中华民族的常态，向来是安内重于攘外，江结時的政策才是我们中国人的一贯态度，几千年来一贯如此。
所以我说张雪良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他用行动教育了国共两党以及各个地方实力派，使大家明白现在是危急存亡之秋，再也不能内斗了。
他付出的代价有多么大，这还用我说吗？如果让你在死刑和绝无赦免的无期之间选择，你会怎么选？
张雪良忙着躲开杨虎成、**以及那些叫唤着老江不签字就杀的两军官兵，把江结時送上飞机的时候，杨柏嘉正在痛苦的犹豫当中。因为江结時不仅要杨才声陪他回南京，还命令杨柏嘉跟他一起走。
陪着江结時的卫兵，十七路军有三个，现在杨虎成不在，没有人敢对放委员长走发出异议。关键是杨虎成虽然派了卫兵跟着，可没有说可以不听张副座的命令，所以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委座上飞机。
现在委座要求杨柏嘉跟他去南京，这可不是个小事。委座是司令官，但军中自有阶级，不可能小兵直接听司令官的。关键是十七路军不认为自己跟中央军是一回事，杨柏嘉当然不敢随便答应，只拿眼瞟杨才声。杨才声虽然也不太愿意儿子在委座跟前，但他已有把杨柏嘉调出十七路军的想法，这个事情有杨宋清实际上并不好办。所以这就是个好机会，在不得罪虎成的情况下，让儿子脱离虎成的影响，也免了将来被父亲责骂。杨才声一点头，杨柏嘉虽是不愿，也不敢出声，闷闷的跟着老江和杨才声上了飞机。
这架飞机从西安西门外的飞机场飞向洛阳的时候，杨星辰正在观察那个哨卡的情况。几个士兵不知为何急急忙忙的拆卸马克沁，一边还有军官连催带骂。杨星辰也不知道这个哨卡是正常换岗还是要撤除，就看见还有骑自行车的传令兵跑过来催，这国民党又发生啥事了？
等到快中午的时候，几个兵急匆匆的把拆下来的重机枪装到一个板车上推走了，一点也没有重新设岗的迹象。杨星辰不禁赞叹国民党也有可爱的一面，知道老子要抢银行就早早的闪了。好好好，可别再回来了，害得老子一通费脑筋。
杨星辰很怕这挺重机枪重新回来。重机枪可不是步枪，自己跑得再远、防护再厚，在重机枪面前都是渣。回到旅店抓紧时间扎束停当，带齐所有装备，骑上马往目标赶去。民国的时候，骑马上大街一点也不会怪异，那时候西安还没有什么公交车。
杨星辰骑战马拖着一架卖水的小车，这样子走在街上太怪异了。杨星辰当然不会这样脑残，他在小车上堆了不少东西，看起来就好像文件箱子。一个军官拖着装文件箱子的小车，尽管是卖水车，大家也不会觉得太突兀。那个年代，不管是部队还是机关单位，哪有现在影视剧里那么多汽车，更不用说那些超时代的交通工具。
到了裕华银行，大堂经理一看这是部队要存东西，当然颠颠儿的组织大家出来抬箱子。像裕华这样的小银行，能有部队这样的大客户光临，那做梦都要笑醒。他们哪想到杨星辰不是来存钱的，而是来取钱的。
那两个镖行伙计也过来帮忙，杨星辰压根儿就没管他们，他的注意力大部分在大堂经理跟那两个拿钥匙的会计主任身上。
他掏出介绍信也没给大堂经理，只是一晃就又塞回怀中。这是民国时期部队的常见做派，能给你晃一下就不错，你还想仔细看？“这都是我们的机密文件，要在贵行金库存放两周。如果满意，我们还会有更多东西来存，军费每季度也可以存100万。”
大堂经理一听心都快飞起来了，那时候的100万足足抵得上现在的几千万。他也不懂部队的军费是怎么样的，总之这是大金主没错的。赶紧就叫过来那个大概有五六十岁的财会主任，赶快帮这位军爷把东西存进金库。
财会主任更是心花怒放。裕华这样的小银行，又是刚成立，怎么也竞争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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