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神经过敏的家伙相处,难免疑神疑鬼。见他没拿枪指着我,我反而气恼不已。因为本身这样想,反而显出我的小心眼、没出息。但是又不由得我不想,太多太多问题了。比如他到底什么身份?为什么中国话讲得那么流利?这些都是谜团,今天我非得问个清楚。
打定主意,我坐到床帮准备给彼特涂药(没有确认这药是否起效,就是有毒也无所谓,正好补报被他囚禁之仇)。正打算涂抹,彼特突然开口:“那件纳粹军装你看到了吧?有什么想问的?”
我吃了一惊,药膏险些拿不住。
“那件军服是马丁?鲍曼的,从他家里搜出的,也是证明他身份的罪证。你放心,我和纳粹没关系。”他继续先发制人。
“哦”。
彼特不受“哦”之影响,继续说道:“你今天干嘛救我?我把你搞得那么惨?”
“救了就救了,没什么了不起,我还有点后悔了呢。”我真有点后悔,跟一个喜欢算计的人在一起,分分秒秒都不舒服。但为什么我又把他救了呢?
彼特发出重重一声叹息,接着说:“我在岛上经历百年,除了那个间谍,再也没见更多的人了。不过凭借我三十多年,在人类社会挣扎、生存的生活经历,也足够了解人心。你是难得的好人,好人都迂腐、愚蠢,你在上岛之前,生活得颇不容易吧?你的那些叹息,还在我脑子里徘徊不散。“
我那些天唉声叹气、自怨自艾,自然是他跟踪我的结果。被他看穿,我再次不叹一口气,说道:”我这种人不配活在世上,太他妈痛苦了。“
彼特问道:”回归田园,生活在乡下,该有多好?为什么进城?”
我冷笑道:“你说的多好,可惜你拿的是你国的主观经验,并不适用于我国。我国的农村,几乎是战后的废墟。年轻人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留下的全是空巢老人。你说我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的思想,年轻人的想法,留在乡村,不是埋没了吗?”
彼特不以为然:“你说土地荒芜,年轻人背井离乡,但是相对的竞争也小了,承包几十亩田地,不也能过上好的日子吗?”
我不禁一呆,还有这第三条路。
彼特继续说道:“唉,年轻人果然见识浅薄,你跟我相比较,算是温室长大了的。”然后,他说了句听起来很熟悉,但不知道什么意思语言。他见我不明白,有些得意,炫耀道:“亏你还是中国人,这是你们中国的上海话,我曾经在上海待过,在哪里度过了我的童年青少年。”
怪不得呢,中文说得如此之好,可是他怎么来中国的?
“你先给我涂背,我边给你说,两不耽误。
“那是遥远的1940年,6岁的我随父母从维也纳来华,寄居上海。原因是什么,你该知道吧?我是犹太人,那时的欧洲排斥犹太人。托当时中国领事馆何凤山先生的福,我们离开维也纳,逃出生天。把值钱的物品卖掉,做起了小生意,但是风云突变。
”人很奇怪,面对威胁,往往可以做到相濡以沫,到了上海这个安全之地,他们夫妻二人反而矛盾重重,到最后我父亲卷走家中值钱的物品,消失掉了。那个时候,上海有犹太人互助团,饶是如此,我们母子二人也是生活维艰。我的父亲,我当时现在还想杀他。后来我的母亲嫁给一个中国人,叫王龙做药材生意的。在上海,洋人社会地位很高,我母亲的第二次婚姻算是下嫁。
废话,嫁给我们中国人就是下嫁?真够恶心的。但是他眼角眉梢没有半点骄矜之气,反而眼角湿润。
“我那中国继父,我的中国继父啊!待我与亲生的儿子没有区别,每天辛勤劳作,换来微薄收入,供养我们母子。不对,好像当时他是晚出早归不怎么辛劳,收入却不见少,奇怪奇怪……
他说的颠三倒四,惹人发笑。但想到毕竟是百年前的事了,记忆有差池也是难免。我试图纠正他的记忆:“那你的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
“他?唔,是个卖药材的掌柜,我为什么说他是黄包车夫?”彼特费了一番脑力,才想起继父的身份,至于是不是,我也搞不准。
我又问道:“你们家的药铺很大吗?”
彼特立刻喜形于色:“那是当然!大极了,不止一家!”
好了,这老家伙肯定是在撒谎。当时的上海,属于国际性的大都市,各色人等杂糅却是不虚,一些中国人娶外国人为妻自抬身价并不稀奇。而且白人世界也分三六九等,沙俄时代的斯拉夫白人也是有的,娶她们为妻并不费钱。可是彼特口中的大掌柜,为什么娶一个带有孩子的犹太妇女?难道这个王龙三国演义看多了,崇拜曹孟德,喜欢娶人妻女的怪癖?
我试探性的问道:“我斗胆问问,你的继父有几个妻子?”
彼特很是淡然:“三个,我母亲是第四个。没什么,当时的中国人都是如此。你不必多虑,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对我的赡养。尽管好景不长。”
哦。
“1945年5月8日,也就是纳粹投降那天,我们家被日本人抄家,店铺被封,我母亲和继父被抓,半月后被日本人杀害了。我成了孤儿,到处流浪。
“你说什么?还有份家业?那些家业被正房夫人分了,我不是黄皮肤黑眼睛,属于家里的外人,根本就没有我的地位。家败之后,上海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又怕日本人报复,正房太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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