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是迎天子于许昌,有了号令天下的革命旗帜。
迎天子,都许昌表现了曹操有识、有胆、有略的大政治家风范。
有识是认识到这件事必须去做,有能力去做及要去做的风险性;有胆是敢于去做;有略是知道这件事怎么去做!表面上看,迎天子幸许昌号令天下,这是一件非常有益的大好事。而实际上,汉献帝在当时是块烫手山芋,没有几位英雄敢接或想接这块烫手山芋。在这件事上与曹操可比的只有袁绍,袁绍集团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主张奉迎天子。沮授就曾建言袁绍“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见《三国志。袁绍》传)。袁绍听了很高兴,并说“此吾心也。”田丰也曾建议袁绍“迎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献帝春秋》)。可惜。袁绍没有胆识这么做,他被郭图、淳于琼的话吓住了。这两个人对袁绍说,“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天子放在自己身边,动不动就要向天子请示汇报。这样做了,自己还有什么权力威严呢?不这样做,就要背负违抗圣旨的罪名,这不是什么好的计策。当时,曹操内部反对的人也很多,只有荀彧、程昱赞成这么做。荀彧说,“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毅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曹操采纳了荀彧的意见,将汉献帝迎幸到许昌,从此,曹操便以奉汉家号令而威震四方。袁绍见到曹操以天子号令征剿四方,收复了河南,关中地区也依附了曹操,袁绍相当后悔,后来想胁迫曹操把天子迁都到鄄城,以靠近自己,被曹操拒绝了。
第四件事,是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曹操发动官渡之战,虽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被动应战,但经过坚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战胜了强大的对手袁绍,奠定了天下霸主的地位。
官渡之战是曹操与袁绍在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较量,体现了曹操超人的谋略。可以说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战争还没有拉开序幕,曹操集团就人心惶惶。有公开反对的,如孔融。孔融说:“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孔融谓彧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三国志。荀彧》)。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暗箱操作的。这从战争结束后,曹操从袁绍那里缴获的文书中可以看出。“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三国志.武帝纪》)。这一独特的现象告诉我们,由于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战争还没有开始,有人就预料曹操必败。这是内部环境,外部环境更险恶,可以说,曹操是四面楚歌。从东到南、到西,曹操处于大包围圈内。刘备在徐州,孙策在江东,这两人都虎视眈眈。刘备已和曹操的部下刘岱、王忠交上火。孙策已经准备偷袭许昌。还有荆州的刘表,西北的韩遂、马超。曹操就是在这么凶恶的环境中与袁绍交锋,然而,曹操居然胜利了。
对于取胜的原因,诸葛亮、荀彧、郭嘉等人得出了共同的结论。
诸葛亮说,“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抑亦人谋也。”
荀彧说,“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
郭嘉说,“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
这三位谋事都断定曹操取胜的原因在于一个“谋”字,只是荀彧、郭嘉说得更到位,袁绍败在“迟重少决”、“多谋少决”上。
对于官渡之战,袁绍、曹操双方都不乏善谋之士,只是袁绍与曹操相比“迟重少决”、“多谋少决”而坐失战机。
下面,我们首先从战略上对比双方。
战争之初,曹操、荀彧、郭嘉等从战略上对双方进行了对比分析。
曹操说,我了解袁绍这个人,他志向大而智商低,看起来严厉而胆子很小。好猜忌却缺乏威望。他的士兵虽然多而部署不当。将领骄横政令不统一。他的土地广阔、粮食充足,却正好是拿来奉送给我的。曹操这段话从袁绍本人及军事、经济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客观分析,其目的是消除内部畏惧情绪,坚定必胜信心。
尽管曹操为了鼓舞士气讲得这么肯定,其实,其内心还有隐忧,讲完这番话后,他又跑到荀彧那里,向荀彧请教。荀彧将曹操和袁绍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荀彧说:“古来在胜败场中较量的人,真有才能的,纵使起初弱小,也必将强盛;如果不是有才能的人,纵使起初强大,也变得微不足道。从汉高祖与项羽的存亡,就足以看出这一点,现今同您争天下的人,只有袁绍。袁绍这人貌似宽容而内心忌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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