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把天事与人事合一而论,中国传统理学是混合一体的学问,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是阴阳合同,混淆不清地看问题,中国传统理学从理论上讲是持唯心主义观点的学问,其实在实际操作中中国传统理学更多应用的是唯物主义思维,中国传统理学在价值观上更多应用的是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条件的优先存在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所以中国传统理学更强调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逻辑性与既定性,强调强权性,优劣性与贵贱性,把一切事物发展都介定在已经既定的目标上,认为事物发展从开始到终结都是已经既定的因果关系,主张顺其自然,而不提倡用人类的“爱心”精神来改变事物现实发展的进程,用“爱”与“追求”来改造世界,造福人类,正是中国人缺乏对唯心世界的认知,所以中国人普遍缺乏对灵魂世界的掌控能力,不知道怎样面对事情发展到需要爱心行动时,如何把握爱心尺度来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正是中国传统理学最终走进了死胡同,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
我这里打个比方,比如一个老人跌倒了,中国人就普遍缺乏怎么用“爱心”来帮助这个老人走出困境,中国人看到老人跌倒在地普遍存在两种心态,要么绕道走开,要么盲目地上前扶起老人,结果一种人背上缺乏道徳的骂名,另一种人扶起了老人却惹来麻烦,往往被老人指控为肇事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是中国人普通分不清道德与责任界限的原因。
道德不是准则,不具备约束性,看到老人跌倒在地不扶,用道德标准去衡量没有一点价值,道德没有约束性,没道德你也不能将他怎么样。
但是责任则不同,责任就存在价值,存在利益关系。
当你看到老人跌倒在地而不加思索地扶起老人时,责任就随着你伸出的双手开始随伴你左右了。
责任是有代价的,责任意识存在于规则法律之中,责任有价值性,当你伸手扶起老人时,你可能没有意思到你已经将自己置身于整个事件当中了,事件的本身就在规则法律管制范围内的,你盲目地扶起老人,你就必须意识到你已经为这个事件负起了责任,之后的一切都是在责任划分的范围之内了,当老人指控你是肇事者时你不要感到怨望,当法官判定你必须付出赔偿时你不要叫屈,因为从你伸出双手之始就已经肩负着责任了。
责任是必须付出代价的。
其实正确地做法是当你看到老人跌倒了,如果你看到了全部过程,你首先要做的是拦住肇事者,守护现场,防止老人发生二次伤害,用最快的方法通知警察与医疗机构。如果你没有看到老人跌倒的全部过程,你也不是盲目地去扶起老人,而是守护现场,防止老人发生二次伤害,用最快的方法通知警察与医疗机构,然后再去了解老人跌倒的真实原因,而不是绕道走开,也不是盲目地扶起老人。
绕道走开就是缺乏爱心的表现,盲目地扶起同样是缺乏正确的把握爱心尺度的原因。
又如哲学对政治的影响,西方哲学在理论基础上启用的是三元开放式的数学原理,现代的人都知道三元论的基本概念,数字到三就是万象更新的世界,三在一到九的数字里是开放性时间观念的起点,三是阳春,开泰长阳之初,日新惟良的开始。三三见九,九是一至九最大的数,再往下就是十了,是圆满的终点,三之后是四,四不是变化万端的起点,数字到四就是四季轮回的自然现象了。所以,西方的政治生态多数都是开放式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而多数东方国家仍然在继续沿用二元递进式的数学原理,二元论大家都知道,阴阳合同,阴阳互斥,天人合一就是二元论的核心内容,二元的结构是一个圆形的混沌的整体,属于封闭式的自然空间,二二得四,产生的只有轮回百转而不可能是万象更新的观念,所以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多是二元递进式的政治生态,封闭而轮回百千,左右而规制往常。
这就是东西方为什么产生哲学的原因与后果,就哲学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应该是苏格拉底提出的思想观念,是用自然科学的“智慧”与人类唯一的“爱心”方法来解决矛盾,是人类用唯心世界主宰事物发展,改造世界的一门学问,是唯心论与唯物论“对立与统一”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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