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更化后,《太平天国史》面世。洪仁轩被各地学院追捧,邀请前往讲学。在全国巡回演讲中,他也讲大同主义,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
尤其是一帮鼓吹“复古”的“新儒家”,更是如获至宝,纷纷加入大同主义研究。
恰逢欧洲的co思想传入中国(日本人称其为“**”),被当时的大儒翻译为“社群主义”。
于是大同主义又混入了不少“社群主义”主张,最终形成了一种被学术界称为“儒家社群主义”的思想,但仍保持了“大同主义”的冠名。
1893年,大齐《维新三十一年宪法》公布,党禁开放。大同党正式成立,开始创立报纸、宣传思想,建立地方分支机构。
成为政治团体后,原本的思想之争变成了更直白的利益之争。
更保守的农党很快从大同党里分裂出来,成为“大逆案”后农村新崛起的一批乡绅的利益代表,与大同党仍保持同盟关系,对抗新兴的大型农业公司。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大同主义的局限性,部分理想主义者主张继续向“社群主义”靠拢。这样的主张,对于帝国当局来说,显然是有害的。
1903年,大同党宣布党员超过两百万人,震惊全国。但在当年的众议院改选中,再次败给工党。
大同党联合农党发起舆lùn_gōng势,指责工党贿选。皇帝命司法部调查,结论却是并无舞弊。这激怒了很多人,他们组织抗议,要求重启调查。
抗议的长期化让民众诉求渐渐转移,成为要求pu选权的大规模运动,期间还夹杂着工会组织要求最低工资、劳动保障,女权组织要求男女平权、同工同酬等主张。
农党出乎所有人意料地与大型农业公司合流,提出了废除农税,补贴农业的要求。
由于罢工极大影响了正常经济运行,工党内阁决心采取强硬措施,镇压驱赶抗议者。这一决定增加了暴力对抗,最终酿成“三一八惨案”。
根据帝京警务厅的事后调查报告,惨案是由“被英国间谍机关收买和指使的大同党员,藏在人群中向维持秩序的巡警开枪,巡警在慌乱中反击,最终酿成死伤近百人的惨剧。”
当时中英南洋战争结束不久,民间反英情绪尚未退潮,该报告就此成为大同党“污名化”的开端。
主流舆论的抨击纷至沓来,“勾结外敌”、“破坏和谐”、“不劳而获”之类的帽子被一顶顶地戴到大同党头上。
两年前,皇帝顺应汹汹民意,强制解散大同党,一时万民称颂。
大同党部分高层和开明贵族另创了“社会进步党”,宣传温和的社会改良。
另一批食古不化的成员并入农党,并改组为“复兴党”。他们甩掉“大同主义”的包袱,奉行“纯洁的儒家社群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co。
“……进步党是新兴财阀资本豢养的走狗,用来对抗旧财阀的工党。已经说过很多次,今天就不提了。咱们聊聊所谓儒家社群主义。”
吴锐注视着围成一圈的大伙儿,侃侃而谈。
“之前,大同党抨击垄断资本,政府视而不见。因为皇室不仅是最大的资本家,更是国家的统治者,权力制衡比经济利益重要。但大同党走向co超出了帝国的容忍限度,必须解散。
与co做了切割的复兴党还剩下什么呢?这群投机分子一方面大谈特谈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只有在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前提才能享有自由和福利;另一方面鼓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讲究什么统治者个人道德,宣扬明君独裁,迎合皇室,用田园童话麻痹市民百姓。其龌龊心思难道还不分明吗?
咱们回头再看大同主义。它貌似完美,实际就是个大杂烩,一个精神分裂的怪物。
要不要转向的争论早把大同党一分为二。
是否打倒资本主义所有制是问题的核心,也是大同党暧昧不清的根源。组织要壮大离不开底层支持,离不开‘天下大同’的愿景,大同党承担不起分裂的风险。
但帝国终究是帝国,垄断资本不容许无产阶级造反,大同党必须非法——帝国替我们做了选择!
我们为研究co成立学习小组,入党也是以为大家拥有共同的理想。加入后才发现,我们是少数派,激进派。
如今‘大同’二字成了世人眼中的妖魔,但华解仍在,我们仍在!
我们相信天下大同不是虚无缥缈的梦幻,我们坚信地上天堂终将建成!
我们固执于此,不是因为愚昧与狂热,而是因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根植在每一个人心底,乃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对于未来,我一直饱含期待。但若要发展,继续倡导理念,就不能再用大同主义的名头。
所以,我想给co一个新名字,大家都谈一谈吧?”
吴锐一番演说,初始平静,后面激昂,搅得众人热血沸腾,最后又转为理性,引发思索。
“其实社群主义挺好,”晋桐惋惜道,“好名字都被狗起了!”
这句话让大伙儿笑起来。
“日本人翻译得挺好,**,怎么样?”骆十力提议。
“我觉得可以!”曹动赞同。
“反对!这会引起歧义。很容易被理解成共同财产主义。财产归公,老百姓还以为你要搞太平天国圣库那一套呢!”陆天锡反应超快。
“确实!”林茜点头,“共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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