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爷并不理解我的苦衷，听我这样说，不高兴起来：“娶了媳妇忘了娘！这么瞧着，这儿子嘛，亲的后的一个德行！”
我继续撒谎：“方子洲不是不来看你！他¨¨¨出国去了！”
何大爷不愧是一个朴实而敦厚的老人，他听了我的话，没半点怀疑，异常高兴地说：“子洲出国了！谁带他遛达出去的？”
我只好把谎言进行到底：“他在京兴大学找了一份工作，这是派他进修的。”谎话说到这儿，我眼中的泪水终于无法控制，扑簌簌地流淌下来。
“不对呀！我咋听子洲的意思，他以后就要到安全部门干了！”
何大爷的话让我一惊，莫非自打方子洲在薇洲与那个不知名的干警相遇之后，他的行动就已经纳入了安全部门的行动计划？也许他真的从此完全了从民兵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转变？但是，这些都未免来得太晚了！
为了不使何大爷悲伤，我只得顺坡下驴地继续撒谎：“反
正，以后他就稳定了，有人给工资，也不用一天到晚到处瞎跑了！”
何大爷的确是老眼昏花、智力受阻了，我异样的表情，我无声的泪水，竟没引起他的注意。他颤颤崴崴地给我倒了一杯茶，不停地唠叨着：“这样好！这样我就踏实了！一天到晚跟这个斗、跟那个打的，事儿是好事儿，老百姓得利了，可自己个儿呢，总不是个常事儿不是。”
我问起方子洲有没有在这里存放东西的问题，何大爷却没说话，起身到卧室去了。而后，他很吃力地提出一个大箱子，连呼哧带喘地告诉我：“都在这儿呢？这回，您提拉走吧，放你们自个儿家里得啦！”
箱子里竟是方子洲的全部摄像器材，而后，就是他认为值得记念和收藏的登载着他摄影作品的报纸和杂志。在一本摄影杂志里，我意外的发现夹着一张孤零零的照片，照片里面的一对男女行为上是搭肩搂腰的，情感上是甜甜蜜蜜的，如果不是曾经有过那么一腿的情侣，绝不会有如此的表现。对这对男女，刚开始我只是感觉面熟，而后不禁让我大吃一惊：这女人分明就是已经香消玉殒的李雅菊小姐！而这男人竟然是我亲自见过一次面、现在经常在电视机里出镜的京兴市市委第一副书记、代市长谢庄严！
我不明白这张照片只是政客谢庄严与商人李雅菊小姐的应景之作，还是另有什么深意。方子洲是怎么弄到这张照片的？他从来没有交待过。
“他有没有叮嘱过你，把啥子东西交给啥子人？”我想，从事多年打假揭黑活动的方子洲一定会备份一些关键的材料。这材料一定可以置某些人或某些组织于死地，否则，这些人或组织也不至于对他下如此黑手。
“有！有！瞧我，真是老糊涂了！越要记着的事儿越得忘！”何大爷说着，重新进了卧室，不一会儿就提拉出一个纸口袋来，“子洲出门儿前跟我说，这是重要材料的备份品。如果他不回来就把这个纸口袋交给您！如果您不回来就把这个东西交啥安全部门！”
我明白方子洲为之付出生命的东西一定就在这个纸口袋里。看着这个纸口袋，我的心已经开始颤栗了，手也在无法控制地发抖。我努力让自己平静，努力强颜欢笑，问何大爷：“走之前，他没说去啥子地方吗？”
“他就说到啥安全部门送材料！”
“是公安部门还是安全部门？”我问。
“咋？咱这儿搞案子的，还有两个部门吗？”何大爷糊涂了，打岔道。
我肯定地点点头。何大爷努力思索和回忆着：“还是安全部门！我知道派出所是归公安局管的，可在我的印象里，他要去的地方，好像和派出所不沾边儿呀！”
一份致命的调查
我决定把方子洲的提箱暂时存放在何大爷的新房子里，因为我想这儿应该是方子洲遗物最安全、最稳定、也是最亲切的寄存之所。当我拿着纸口袋准备出门的时候，何大爷终于有所警觉了，他提醒我道：“我估摸着，这东西挺重要，不行您换个箱子拿着！”
我懂得方子洲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反而放在纸口袋里的用心，因为，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越是安全的，因此，我最终还是按照方子洲的决定办了，没采纳何大爷的意见：“不，就这样！这样更安全！”
刚一走出门，何大爷忽然又叫住了我，老脸上满是莫名其妙的喜色：“不知您瞧报纸了没有？”
我不知道何大爷要告诉我什么，我的内心也没半点喜庆可言，就默默地摇了摇头。何大爷回房取了一张报纸，兴高采烈地说：“子洲与袁博导的官司出结果了！”
我接过何大爷手里的《京兴晚报》，一条醒目的标题映入我的眼帘：《法院捍卫正义，博导丢人赔钱》，文章写道：
“京兴大学袁博导状告民间打假者――方子洲先生侵犯名誉权一案，经区级法院宣判不予支持之后，袁博导又向京兴市二中院提出上诉。经二中院多方取证，驳回袁博导的诉讼请求，除维持原判之外，并判原告赔偿原著作权人经济损失二万元人民币。”
何大爷笑呵呵地唠叨：“子洲可帮了他同学的大忙，他起码也得得一些钱吧！这也多少能解子洲的一丁点儿饥荒呀！”
望着何大爷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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