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老,你吃了辣还脸上还长包呢,听猫叫还心乱呢。人常常会发育出很多恶习,最常见的就是好为人师和妄自尊大。”
“你英文好不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管我是混蛋还是模范,你觉得我聪明不聪明?”我没有直接回答柳青。
“你很聪明。”
“我能不能吃苦?”
“我觉得你没吃过什么苦。你们这拨人可能底子比我们这拨人好,教育上没耽误过什么,但是我们比你们能吃苦而且吃过苦。”
“错。我很能吃苦。苦其实有很多种。扛大包,卖苦力,是一种苦。这种苦,我虽然没吃过,但是我也能吃。反之,我吃的苦,卖苦力的人不一定能吃。《汉书》上记载,董仲舒求学期间‘三年不窥园’,也就是说念书念得入迷,三年以来,花园里天天有姑娘光了p股洗澡,但是董仲舒看都不看一眼。我中学的时候,读到这儿,总是不解。这有什么呀,我也行呀,还好意思记到史书里去让后人追思。上了大学,心智渐开,世事渐杂,我们楼下有姑娘光p股洗澡,我一定会跑去看了。但是,我每天下午五点去自习,晚上一、两点回宿舍睡觉,常年如一。我有我的p股为证。我每每在浴室的镜子里看见我的p股,每每感慨万千,将来有机会,我可以给你看看。别人的p股是圆的,我的p股是方的,这么多年来坐方的,是不弹起来的那种方,p股没有弹性了。别人的p股是白的,我的p股是黑的,这么多年坐黑的,色素坐得沉积了,是白不起来的那种黑。你别笑,别不信,我将来给你看。现在虽然不能给你看我著名的p股,但是我可以给你看我的中指。你看我的中指和你的有什么不同?告诉你,我的中指是弯的。原来没有电脑,写字写多了,用力大了,时间长了,中指就弯了。”
“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将来一定要看你的p股。你说了这么多,你的英文到底好不好?”
“很好。口语我不敢夸口,我中文太好,思想太复杂,又没交过美国女朋友,英文口头表达不是十分顺畅。在北京呆的时间太久,说话习惯不把嘴张开,英文带北京口音。但是,我初中就能读原文本的《名利场》,患有背字典强迫症,你雇的那个揽生意的洋人,会的英文词汇可能还没有我一半多。”我刚吃完两碗干饭,开始自夸。
“好,我有些专业的英文东西需要找人翻译,我希望能翻译得象中文。我的秘书找了几家翻译公司,都说干不了。”
“你是找对人了。我们爷爷乃乃辈的教授们,从小上教会学校利落。但是这些人还健在的,在国内的,都忙着给中央首长看病呢。人家不可能给你翻东西。中间这拨人,不提也罢,看洋妞兴奋,看洋文就困。再数,就是我们了。”我没有穿明黄套装,没有金发碧眼,但是我也希望能够亮丽。
“我有三盘关于流式细胞仪的录像带,需要翻译成中文,然后请人配音。我没有原文,我只有录像带,你别皱眉头,如果好做,我就不找你了。你可能需要先听写下原文,再翻译。我要得很急,我要赶一个会,你有三天时间。录像带就在我包里,吃完饭我给你。秋水,得一个教训,牛皮不是可以随便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我能给你弄出来。”
“你如果弄不出来,我就告诉我的老板,在北京没人能弄出来,那个会赶不上了。”
“好。”
“价钱怎么算?”
“算我帮你忙吧。我吃了你的嘴短。”
“秋水,再给你一个教训,这个世界上存在两个人互相喜欢,但是不存在帮忙。你开个价吧。”
“我和你说的世界可能不是一个。我的世界有‘有所不为’,有‘天大的理敌不过我高兴’,有‘这件事我只为你做’。不管了,今天的馆子是我点的,翻译的价钱你定吧。”
“好,英译中,翻译公司千字三百,加急五百,我给你再加倍,千字一千。”
“好。三天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拎着一提兜麻醉机说明书和柳青的三盘录像带回到宿舍,桌子上有一张字条,王大的字体,肥硕而零乱:“秋水,我们去喝大酒了。你看见字条,马上滚过来。我们在东单大排挡,辛荑发现的一个新地儿,就在东单电话局西边一点,临着长安街。”
时间已过十一点,校门已经锁了,但是大酒一定要喝。我们的校门(还有世界上其他很多门)上锁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闲杂人等出入,一把锁根本防不住。而是走个形式,让真正需要进出的人多些麻烦。为了喝大酒,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翻门而出再翻门而入。这种不十分正当的出入方式让我们兴奋不已,让我们的大酒多些威力,好象我们暂时脱离固有的生活,在做一件不十分正当的事情。
我们的校门三米多高,铁质绿漆,顶端为梭镖头状。翻的时候不能十分大意,否则梭镖头戳下t,即使不出血也会胯间软组织挫伤,走路的时候下t沉重而疼痛,一步一颤,让人怀疑是否性j过度。我翻过大门的时候,月光很好,“勤奋、严谨、求精、献身”的八字校训在月光下隐隐发光。值班室的白炽灯亮着,校卫队队长带着几个校卫队员在值班室打扑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我们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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