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和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民众及瓜分中国的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华北，国民党的继续不抵抗的政策及其民族武断家传的破产，将促进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反日反帝斗争的更加高涨。在这方面党的正确领导将是决定这个高涨的程度和速度的主要因素。”
同日，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通电国民政府，希望中央“幡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并要求政府援助归国，统军杀敌。
正在江西布置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面对国内千头万绪的复杂形势，又在心里细细地盘算起来。四次剿共的失败，使他深感震惊。如此优势的国军屡战而无法得胜，这不能不使他对中共和红军另眼相看，也更使他意识到如果不乘中共红军羽翼未丰之际彻底根除，那么将来他的大业必定亡于中共。但他又不能不为国内的形势所忧虑，日本人图谋华北已成事实，国际、国内形势对他愈益不利，如果再不对日本人加以抵抗，向国人有所表示，恐怕等不到剿灭中共他就将淹没在中国民众的怒涛之中，可眼下两广虽口头上服从南京中央，实际上同床异梦，处于半独立状态，一个兵都不会派出，中央军又要“剿共”，从哪儿调兵呢？思来想去，他的眼光只能重又回到两广。
1月21日，国民党内政部长黄绍奉蒋介石之命，率训练副监徐景唐亲赴广州，游说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由于黄绍门出两广，与陈济棠、李宗仁等有十几年交情，又一向被蒋视为颇有人缘，所以关键时刻要平定两广、“围剿”中共，蒋介石自然不会忘记这颗颇有些份量的棋子。此前，两广驻沪代表杨德昭曾表示过，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负江西“剿共”之责。蒋闻讯，立刻产生了一个一箭三雕的妙计。派黄绍游说两广，出兵剿共，中央军名义上北上抗日。如两广答应，则中央军抛出点儿兵北上敷衍张学良和全国舆论，主力则置于两广军侧后，督其“剿共”，无论两广军与红军谁家胜了，都替他蒋介石除去一块心病。如果两败惧伤，则中央军乘虚而入，剿灭红军，吞并两广部队。此为上上策。如果两广军队拒绝行动，则正好替他分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就像个狡诈的商人，时时都在算计着利害得失。
广州方面也不是吃闲饭的，当闻讯黄绍前来广州时，他们就已意识到了蒋的险恶用心。黄绍抵达广州后，除了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一些空空好话外，什么诺言也得不到。在几乎云集了两广高级将领和高级党政人员的军事会上，黄绍和徐景唐几乎磨破了嘴皮，可对方不是推说械弹不足，就是军费不够，就是不答应派兵去江西。次日，陈济棠把黄绍请到家中。几句寒喧过后，陈济棠突然直盯盯地看着黄绍，颇意外地说道：“季宽（黄绍字），我们是十几年的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今天你要说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钳着，好抽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
这一将点得黄绍颇感惊讶，一愣神间，陈济棠笑着说道：“我想一定是的，蒋的抗战是假的。你看是不是呢？”パ劭闯录锰囊芽创┝艘磺校黄绍只得无言地苦笑着，表示默认。
蒋介石见陈济棠死活不肯出兵，虽然气愤，却也无奈，只得一面广造舆论，诋毁两广军队，一面调来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第2师、关麟征第25师和刘勘第83师北上，敷衍张学良和全国舆论。张学良却不知道蒋的心思，还着实激动过一阵子。
山海关之战，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日军夺占山海关后，曾向石门寨等何柱国主阵地作试验性进攻，但被击退。见中国守军防守严密，而千里之外的日内瓦国联对中日冲突的裁决又到了最后阶段，日军便暂停在山海关一线。
政坛诡谲，少帅泪洒保定宣布下野
1932年初的日内瓦国联总部，中日代表唇枪舌剑也进入了白热化。此时，中小国家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上，主张制裁日本，但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退出国联的威胁颇为担心。
为使日本打消退出国联的念头，一些大国准备绥靖日本，牺牲中国。为此，国联秘书长杜拉蒙和副秘书长、日本人松村制定了一个妥协案，准备回避迫使日本取消承认伪满洲国而国联回避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问题。作为回报，日本也要为国联保留些面子，默许国联笼统地对伪满洲国表示反对。国联围绕此问题的争执一时僵持不下，中日争端的解决一时陷入一片混沌。
这时，中国方面获悉这一y谋，中国代表施肇基代表中国立即就此问题向国联提出抗议。19国委员会中非难杜拉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33年1月15日，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向各国发表通告：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这样，美国在大国中首先向日本表示了强硬态度，使以大国为中心的妥协案宣告流产，中、日国联之争有利的天平开始倒向中国一方。此后，国联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
2月14日，国联修改了李顿报告书，通过了要求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地以内和确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统治权的最新报告，日本被入外交绝境。这时他们所面临的只有两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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