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当时蒋介石所以一心安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依赖国际社会压迫日本撤兵。早在“九?一八”事变前1个月,面对战争已无可避免的严峻形势,他曾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望饬遵照执行。”ニ虽然不愿因日本人而冲乱了他的“剿共”大业,但他同样不希望日本人当着中国人、全世界人的面抽他的耳光,他需要一种力量来支撑他,所以把眼光投向了国联,一个受英、美等国c纵的松散的国际组织。
起初,他对国联是那样的虔诚,那样充满幻想。他多次对外界公开说过:对国联要充分予以相信和依赖。他的这种观点当时感染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为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多的将领则是在战场上茫然困惑,无所适从。
“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全球瞩目。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国,落在了他的身上。是战?是和?外国人紧张地注视着这个中国的铁腕人物将采取何种对策,中国人则是眼巴巴地期待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杀向中国北方,但他却让中国人跌进了失望、痛苦的深渊。
9月22日,在南京全体国民党员抗日救国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说道:“……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历来刚愎自用,又深知日本人毫无信义的蒋这时竟也喊出了“忍痛含愤”、“逆来顺受”等语,令中国人惊讶,更令他们备感屈辱,愤恨难平。
其实蒋介石本人对国联能否起到他所期待的那种作用也心存疑虑。经验告诉他,无论英、美等国,还是日本,他们毕竟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利用他,无非是通过他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他利用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如今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并没有他们太多的利益。日本人染指北方,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难道会为一个贫弱的中国,为一个蒋介石得罪对东方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日本帝国?况且日本人自战败帝俄,骄横已极,野心毕露,他们会轻易屈从于国联的压力,从中国撤兵?!但他又实在不愿抽出他的主力去与日本人争锋较力,他不会让占据地整个身心的“剿共”大业半途而废。虽然对国联存疑虑,但他还是宁愿相信国联能有所作为。
对这一切,避居山西汾阳的冯玉祥看得真切,骂得痛快:“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表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
蒋介石挨着骂,却也无可奈何,心中充满不祥之感。
果然,事实很快印证了他的这种感觉。日本人已被尝到的甜头冲昏了头,贪欲已使他们顾不得国联的约束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而国联也正如蒋所预感的那样,对日本没能施以强硬的制裁。
9月22日,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东北事变”。会议虽然明确要求日本撤兵,但对日本的谴责却是软弱无力,致使久已对列强分赃不均而深为不满的日本根本未予理睬,反而使日本突然窥透了国联的底牌。1931年秋冬,战火更加不可遏制地在中国东北扩大开来。
当时的国联并不像人们日后评论的那样,20、30年代在国际上还是叫得很响的,并不比今天的联合国逊色多少。一次大战结束后,人类突然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所震撼。为制止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为弱国主持公道,国际联盟诞生了。当时号称“万国联合”,参加国有60多个,日本是6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贫弱的中国当时虽是成员国,但影响相当有限。所以要靠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替中国来主持公道,的确有些近乎天方夜潭。连当时的武夫军阀韩复榘都认识到“弱国无外交”,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事实上,早在10年前他第三次亡命日本时,就十分清楚强、弱国之间的关系。他在他自己主办的《军声》杂志发刊词中曾写道:“……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lùn_gōng理,不论强权;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lùn_gōng理。,是则俾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
但有一点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蒋,那就是当时世界上的两个巨人,英国和美国。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而且是国联的发起国,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美国,作为新兴的强国,是国联和世界争取的对象,在国联有着特殊的地位。这就使终日忧于自身地位较弱的蒋介石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直到几十年后逃到台湾,他的这种观点也没变,但唯利益为一切的美英却对他总是若即若离,仅仅是利用而已。
“九?一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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