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家门，到了北京，情况则不同了。
我们吃饭时，彩荷坐在了里面，她向我伸来一只碗说：“大姐，我出不去了，你帮我盛碗猪！”
我说：“啥？”
“你帮我盛碗猪。”
我上哪给她盛一碗猪去？再说了，那小碗哪能装得下一头猪哇！
伊水不动声色地说：“她是让你帮她盛一碗粥。”
我的妈，这差别也太大了！
两个中国人说话，中间还要夹个翻译，岂不怪哉！
一日，彩荷美滋滋地说：“我买了一件色裙子。”
我正在犹豫：色？色该是五颜六色中的中哪一种呢？
她从柜子里拿了出来，我才恍然大悟，“你说的是——黑色？”
“对，就是你们说的‘黑色’，我穿上，你看看怎么样？”
说实话，这种神秘色彩与她的确不怎么相配，从上到下跟个直挺挺的鞋油桶，我脱口而出：“砢碜！”
“砢碜？”这回轮到她猜谜了，她试探着问：“你是说……‘不好看’的意思？”
我真的惊异于她的聪明了，如难懂的方言她竟能猜出！
彩荷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从你的表情里猜出来的。”多亏
她有察颜观色的本领！
天色渐晚，我正要进入梦乡，彩荷推了我一把，“给你吃蹄。”
我头不抬眼不睁地说：“我不吃猪蹄子。”
“不是猪蹄子，是蹄。”
“不是猪蹄子还能是啥蹄子呀？”我嘟嘟囔囔地坐了起来，彩荷递过来的东西令我愣了半天，“你是说——梨？”
“嗯，吃吧。”
“吃，吃，这个我吃。”我抓起一只往嘴里塞，拚命地掩饰着要笑得崩溃的嘴巴。
提起家乡，我和彩荷有着同样的感受。家乡，是留在记忆里的一缕余香，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能云山雾罩地摆出它的几个“独一无二”，说成仙人仙境，从而使那些从没来过的人垂涎一番。
有一次，我正准备抒情，一张口：“俺家那疙瘩……”
“什么？什么疙瘩？”彩荷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
为免去更为繁琐的解释，我只好改口：“我们那个地方……”
看来，这普通话不说是不行了！
彩荷是个性格外向的人，经常把她的同事带过来玩。
湖北的树枝和陕西的徐航提起了各自的同学结婚的事儿，聊着聊着，就争了起来。树枝把“结婚”说成“结分”；徐航则说成“结”（她的这个发音，在字典里找不出与此相对应的字，我用拼音标识）。她们相互嘲笑一阵，谁也拿不准确切的读法。
树枝说：“问问大姐吧，她的读音肯定对。”
身为大姐，面对着扑将而来的四柱目光，深感责任重大，理应为她们做出表率才是。于是，我抱着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的态度，以一种自认为最标准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示范给她们，“结——婚！”
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就爆发出一阵更为剧烈的笑声，笑够之后，她们边擦着眼泪边指着我的鼻子，异口同声地说：“你说的也不对！”搞得我莫名其妙。既然说错了，也不便为人师了。但是，究竟哪儿读错了呢？
树枝在这些人中是出洋相是最多的一个。三句话中，总有几个字读得不够标准。比如，她把“团结湖”说成“谈结浮”。他们单位的总经理虽然只有一个，其他的人也爱以“某总”相称，过过嘴瘾，以满足彼此的虚荣心。树枝在叫别的“总”时，倒还悦耳，叫胡军，就不怎么动听了，“喂，浮（胡）总——”
极其敏感的胡军跳起了“老虎神”，“你才‘浮肿’呢！”
两人经常为此吵得死去活来。这样让她叫下去，胡军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得想个折了。他坐了下来，耐心地教她，“我姓‘胡——’。”
“姓‘浮（胡）——’。”
胡军加重了语气，“‘胡’！”
“‘浮（胡）’！”
胡军气得垂头丧气，手摆得像个高速运转的电风扇，把桌子上的纸片子扇得呼呼作响，“得！别再叫我什么‘总’了，还是叫名吧。”
看来，推广普通话确实难，可是，难也得说，不说更难。
在伊水家住了两个月，她家的房子到期了。尤湖想转行，不干书了。他找来了废品收购站的人，带来了两大卡车，把他的几大库的书全当成废品处理了，人家给了他九千块钱。
伊水和尤湖找了房子，搬走了。
我搬到了另一个地下室——某学院的学生宿舍。我有学习卡，以学生的身份入住，比较行得通。我的一半时间就生活在地平线以下了。
我不再只是生活在家庭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中了。
这是一家个体承包的旅店，对学生资格的审查并不严格，住进来的也是鱼目混珠。
在宿舍里，我最先见的是二十五岁的栩如，她不施脂粉，朴素、清新的学生妆扮，两只月牙般的眼睛闪着直率、聪慧的光芒，端庄、秀气的鼻子倔强地上扬着，那张绷紧的、薄薄的嘴唇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小鼻子、小眼儿、小嘴儿同她那单薄、瘦小的典型的南方人的身材组合起来，竟也讨人喜欢。
我问她：“水房在哪儿？”
她说：“我带你去！我刚来那会儿也是分不清东西南北，总走错，熟了就好了。出了门，往右拐，千万别往左，左边没路；走到头，再左转，右首这面是厕所，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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