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车流穿行,到处都是像我们这样南下打拼的人。
到了地方一打量,发现李哥临时下榻的地方比我想像中还小,靠墙放着一张铁床,一个铺好的地铺,吉他、播音器、效果器、电线、乐谱架,还有敞开的吉他套摆满一地。
他坐在扩音器上,从杂物堆里挖出一个电话,拨了主唱的号码说接到我了。
在这几分钟里,我去厕所洗了一把脸,墙上的镜子缺了一个角,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湿漉漉的面孔,眼睛下面两道青黑色的阴影,薄嘴唇发乌,连忙又掬着冷水使劲搓了两把。
从厕所出去的时候,李哥那通电话还没打完,他用手指了一下,示意我去看床上那叠日程表,两周一次的走秀,四、五家酒吧、夜总会、歌厅的驻唱,还有零零碎碎的散单,满满的行程安排像拉磨的骡子一样转个不停。
李哥挂了电话,看了我好一会,才说:「睡一会吧,明天开始工作。」他顿了顿,又接了一句:「在这边闯出个名堂来。」
我随口应了,任他在我肩膀上狠狠拍了两下。
半年不见,我以为李哥会多少富态一点,没想到他又瘦了一圈,我不知道他干嘛这么累,又不是活下下去了。
可几个月跑下来,渐渐地我比他还拼,活得比他还累。每天日夜颠倒,拿泡面填肚子,唱完一间就搭车去下一间。
我想交房租,想要把好吉他,我想学主唱在市中心买套房,我想存点钱,等唱不动的时候治病养老,顶多苦一年,最多两、三年。
谁能想到存了六年,我仍然在过日夜颠倒的日子。都二十八岁了,仍然蹲在化妆间的角落,用筷子挑起泡面,侧着脸往嘴里送。
外间巨大的音乐声咚咚咚敲击着耳膜,连地板都微微颤栗,一拉开门,就被惊天动地的重金属摇滚乐包围,贴满了玻璃镜片的反光球缓慢地旋转着,转得人分不清东西南北。我握着吉他上了台,站在鼓手后面试音。
大家都挤在舞池,跟着音乐扭动胳膊,大跳贴面舞,一旁的吧台和餐桌反而空了出来。只剩下一个人还坐在靠近舞池的雅座,专注地看着一张菜单,玻璃茶几上插着假玫瑰的花瓶恰好遮住小半边脸。
我站着的地方正对着他的座位,就多看了几眼,只觉得越看越眼熟。
领班路过台下,见我还在台上发怵,扯着嗓子骂了我几句。那人听见声音,刚好抬起头,舞池里一束灯光扫过,把他的眉眼照得格外清晰。
领班又推了我一把:「钱宁,你……」
我突然反应过来,把演出用的西装外套往她怀里一塞,拎着吉他,慌不择路地冲向后门。
我并不想这个时候遇见他。
在我只剩最后几个月的时候。
李哥凌晨四点才回,躺下就睡,醒来后接了个电话,径直走进客房,沉下脸骂了我几句:「钱宁,你怎么回事,半途落跑?」我知道他有客房的钥匙,闷不作声,他又推了我两下,眉头紧拧着:「生意不想做了?」
我摇了摇头,坐起来,绕到厨房打了两个荷包蛋。
李哥单手插在口袋里,在厨房门口看了一会,忽然说:「昨天就算了。今晚这家给的钱多,别再砸了。」
我这才点了一下头,把饭菜端给李哥。
天黑后我背着吉他,跨上单车,早早地出了门,到化妆间换了套干净点的衣服打上领结,在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发现空荡荡的座位上已经坐了一个人,正拿手指轻轻叩着桌沿,桌上插着假花的花瓶还没有撤下。
我把门关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想逃第二次。可李哥说,别再砸了。
晚上九点整表演开场,鼓声响起,灯光渐渐变亮,我硬着头皮站在那里,脚却打着哆嗦。
新来的主唱满台疯跑,又唱又叫,我压根不敢往台下看,弹错一个音,就被扩音器放大无数倍,再被密集的鼓点盖住。三首例行曲目演完,我小跑下了台,急着去找停在后门的单车。
那个人却堵在门口,领班也在,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他唱一首多少钱?」
我低着头,想从他们之间挤出去,那人一直按着门把,没有松开的意思。领班讪讪地接口:「他唱不了,前几年太拼,结果把嗓子唱坏了。」
我涨红了脸,硬是闯了出去。
那个人过了好一会才跟上来,慢慢地靠近。我好不容易才摸到单车钥匙,急急忙忙地往车锁里捅,捅了两、三下才捅进去,却拧不开。
他就站在单车旁边看着我开锁,昏黄的路灯恰好照着我们,我用的力气太大,突然听见咯嚓一声响,钥匙居然断在了锁孔里。
我呆站着,头昏脑胀,满头的汗,几乎喘不过气了。
戴端阳把手伸给我,语气平淡地说:「好久不见。」
我脚抖得站不住,慢慢地蹲到了地上。
过了半天,突然听见他说:「你真是变了。」
人人都说我变了。
端阳的手并没有收回去,直到我在裤腿上擦了擦手心的汗,自己摇摇晃晃地站稳了。戴端阳笑了一下,把手斜斜地插进西装口袋,那张脸五官深刻俊美,却稚气全无。
他摆弄了一下彻底抛锚的单车,语气轻松地说:「有几个老同学叫我来这边看看,说是会有惊喜。果然是惊喜。」
他这样说了,脸上却没有半点惊喜的意思:「我的车就停在路口。」
我没动,还是站在原地,端阳不动声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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