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出版是政府严格控制，出版社全部官办，政府对出版社的垄断使得想出书但出不了书的人多得很。香港的出版体制是和西方接轨的出版体制，只要出少量的登记费，任何人都能办出版社，每年年审一次，每出一本书交6本样书，一年不出书自动注销。明年再以其他名义办一个。这样你完全可以利用大陆那些人急于想出书的心理，把在香港一钱不值的书号拿到大陆炒卖，很快你就能发起来。你的诗友马刚不是弄了一个香港世纪新出版社到处卖书号，已经发财了吗?另一位诗友施箭不是弄了一个香港文艺杂志出版公司，也发财了吗?这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完全空手套白狼，是诗人、文化人发财的捷径。我保证你不出几年就会腰缠万要，圣能跻身香港著名诗人的行列，红遍大陆。怎么样?小伙子好好考虑考虑吧!他说这不是诈骗钱财吗?我说意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的意义，是为了冲破中共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使现行出版体制瓦解于无形之中，这就是‘和平演进’。对，这话是你们古都逃到美国去的那位大人物讲的。而到社会大变革时期，你周围有了一批文化人，又能操纵舆论工具，不就呼风唤雨了吗?这样吧，你缺启动资金我赞助你。小杜昕了这番话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出于生计，他也会考虑我这个建议。”
“你那一段话对大陆出版体制的攻击太露骨了，政治性太强了，别把杜天马吓住了。”张丽姗用小漏勺捞了一勺“佛跳墙”里的干货慢慢品着味，喝着啤酒说。
“我们不是外人，你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老子当年在福建念大学时被作为反动学生揪得够呛，后来抱着篮球泅渡到了香港，很不容易才混到今天。我和大陆政权不共戴天。所以我改名叫海牛就是这意思。反正这钱又不是我出，我只是又在无形中扶植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工作机构而已。”海牛举起啤酒杯和张女士碰了一下，友好地交流着神秘的眼光，在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就已沟通了信息。
海牛继续吹牛：“从此那个土不拉几的大陆诗人梁来春神秘地消失了。香港诗人杜天马应运而生，近几年在香港还挺火。这小子聪明，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立即注册了一个香港欧亚出版社。先是在香港打印了一大批盖了‘欧亚’戳子的征稿函件和委托代理函，给他原来那些在古都市有地位或者没有地位的文坛旧友。有地位的每人委上一个代理，代理费按10％～15％提成，书号一个卖到30005000元不等，这要比大陆出版社违规出售的书号便宜得多，也很吸引人。自然不费吹灰之力，钞票源源不断汇来香港。小杜也阔了起来，竟然人五人六地穿着西装革履衣锦还乡了一次，夹着大皮包，俨然香港大出版家。他住进了古都银星大饭店，把老娘也接来风光了一番。又在淮清河畔摆上了几桌，宴请故旧文友和文友们的领导，自然又大大散发了一通‘欧亚’书号。直到1993年被大陆当局发现，在报界披露了这个骗局，他才偃旗息鼓，由公开转入地下。‘欧亚’太臭了，他就又注册了‘金铃出版公司’，战场由a省转移到b省，收入也相当可观呢。其实大陆这些急功近利的文人不知道，香港的书号根本不值钱，只有到大陆才奇货可居，那是因为出版垄断造成的。那些书只能供作者自己自误自乐，他们就像唱卡拉ok那样自以为是个歌唱家了，其实什么都不是。那不是文化操作，而是商业操作。有的文化骗子更绝，在香港登记了一个杂志，全部在大陆编印。所谓编就是找一些港台报纸剪刀加浆糊，拼拼贴贴，造成香港出版的假象，然后去骗企业广告。企业不是要走向世界吗?先走向香港。所谓印就是找一个印刷厂印个几千本专门送广告客户，仿佛已进入了香港的样子，其实就像是当年袁大公子编假的《顺天时报》糊弄袁世凯那样……”
海牛眉飞色舞地一边喝着啤酒，吃着美味的“佛跳墙”，一边对着张丽姗女士大吹他和他的徒子徒孙的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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