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时,身上最值钱的是一件毛线背心。到新四军后打草鞋时拆掉了。我在上海时只能糊口,还没有那个财力能用上手表,被俘时身上只有一条短裤。老艾当时闹了个大红脸。当时还是省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说了话,他曾是我们旅的政治部主任。对,就是现在在中南海的首长说了话。他说;‘高洪的问题在1945年整风学习时和1956年审查干部时都有过结论。我对高洪这段历史最清楚,你老艾就不要再没事找事了,高洪是个好同志。’这些过去的恩恩怨怨要说就多子。现在这老艾也练上书法,在省书法家协会活动时,我们常常碰面,先见到我他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是今天天气……哈哈……再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现在常来常往的。
看人还是多看长处,心胸要开阔,不能小肚鸡肠的。谭冠同志不是也退下了吗?至于他得的那个‘大编辑’奖也只是一个虚名嘛,你不要去演绎发挥成什么‘大便坑’理论去到处宣讲。你们过去的恩恩怨怨有的也已有了是非,时间和事实本身已说明了问题,得让人处且让人,不要得理不让人。中国人讲恕道,讲中庸之道,也就是宽恕别人,看问题要全面,对人处事要不偏不倚嘛。”
高洪老头以前辈劝戒后生小子的口吻对郑东缓缓地说了上述一席话。原来说自己的经历还是为了规劝郑东。
郑东心里就是不太乐意,对老前辈的谆谆教诲,他不好反驳,
只是在心中想:好家伙,吃了谭冠厅长包的饺子宴,帮谭冠作说客来了。鲁迅先生是不主张宽恕那些损着别人的牙眼,还一味讲“费厄泼赖”的伪君子的,对恶人是不能以宽恕待之。鲁迅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况且谭冠这类人还从来未落过水,他还在浑水中摸着鱼呢。他又何尝落过水,何尝被人打过,只有他去咬人、吃人,现在人们对他的恶行稍有反感,就要提倡“费厄泼赖”了。其实他们何尝落水,“巢窟早已造好了,食料也早经储备了”。所谓下台不是落水,
只是另一种仕途的继续,是当“摄政官,太上官”的开始。照样耀武扬威,牛皮烘烘。这牛皮还从国内烘到国外去了。“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才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正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地大嚷起来。“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鲁迅是以直道来对恕道的,对于蛇一样的恶人也是“一个也不宽恕的”。郑东突然想到了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些话。他想想可笑,自己卑微小人一个,人家谭冠这大奖,那大奖的。
你不宽恕又能怎样,无非发发牢骚而已。人家谭冠照样风光满面地满台前后乱窜,权势的失落不是以形式上的下台为标志的,余威尚在。你有什么资格谈宽恕,宽恕只有当权者对下官小民过错的原谅才叫宽恕,卑微小人奢谈宽恕,徒添笑料,狂犬吠日而已。漫言“宽恕”,只是一种精神胜利,阿q式的自欺欺人而已。所以只好像堂.吉坷德那样继续挺矛向风车挑战,最终跌死的说不定是自己,如是而已。想到这里,他摇着头自我解嘲地笑了。
高洪看郑东摇着头冷笑。于是又说:“你小子冷笑什么,我看你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信口开河。这一切都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思维容易片面,行为容易偏激,最终不为社会所容,也难成大器呢。东方朔你不是很欣赏的吗?他有句名言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都是劝戒看人察事要宽容,不要偏激过分的意思。而郑板桥不是也有‘难得糊涂’的名句,他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做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用可自服也。’其中就充满了政治智慧,而历史上的屈原、阮籍、嵇康、李贽、龚自珍之类的所谓‘狂狷’之土有其率直可贵的一面,但也都有情性偏执的一面,而从未有成功而完成大事业的,这些人大部分铸成了人生的悲剧。这样的人在人格上的也许是高大的,但是崇高的人格,往往失之于执拗而难于为社会普遍接受,就难于有成果。
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理想与实践结合的问题。改造社会不能逞一时之勇,是需要有极高的政治智慧的。请注意政治智慧与政治权术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为了国家、民族、民众的利益,实现伟大而崇高的政治目标所运用的政治谋略;后者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或小团体的利益,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而采用的政治伎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业需要那些政治上成熟,思想认识全面,工作实践丰富,个人生活廉洁,作风民主深入,襟怀坦荡宽阔的政治家、思想家、实干家,而不是孤芳自赏,自命清高,愤世疾俗的救世主,旧文人墨客。当然更不应该让那些残民、害民,只为自己捞取功名利禄的政客、贪官污吏窃居高位,为非作歹。如果亢直者皆天真率直,视功名如粪土去玩世不恭,那么庙堂之上尽为老谋深算的政客,以权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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