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的穿越一样，我们的故事也是不知道怎么就开始了…
杨锐坐在手拉箱上，无力的靠着弄堂口的墙，目光幽幽的看着弄堂深处，明明暗暗。一直到现在，他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这到底怎么发生的。明明记得自己刚从沃尔玛华东区总部出来——那个采购委婉的拒绝了他——急急的准备坐地铁去火车站，然后他接了一个电话，路边的吵杂声让他不由的进了这条弄堂。可在电话断了之后，走出弄堂就感觉不对了，满街的锦旗式的招牌和长袍长辫让他明白这不是原来那个世界……
反复的在弄堂里走了上百次，还是没有找到回去的路，终于他累了，抓着手机，坐在弄堂口，脑袋里一片混乱，这不是真的，他想。不是说穿越应该是雷劈、水浸、最不济也要起雾啊，可现在什么都没有，接了个电话然后就过来了，还有那些穿越的人不是特工就是特种兵；要不就是理工科博士；要么就是熟记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革命家；反正都是能人，还带着种种奇迹，并且牢记着历史细节，而自己，只是个水果贩子，来这里干什么，卖水果吗？杨锐胡乱的想着，而斜照的夕阳和饥饿的肚子却在提醒他应该面对现实。终于，他站了起来，还是要先找住的地方，他喃喃自语。
站起身来，背好包，拉起箱子，随意的选了一个方向，错过那些长袍长辫，向前行去，走了一段，他又匆匆折回弄堂口，在四周找了找，却没有看见门牌号码，唯见弄堂口上面牌坊上有“如意里”几个繁体字。我会回来的，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街道不是太宽，仿佛是老城市的窄道，没有高楼，两边全是两三层的木头房子，挂着各式各样的布制招牌，全是竖着的繁体字，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路上是零零散散的行人，有长袍、有短袄，都是一条条辫子；不时跑过一辆辆鸡公独轮车，车上堆着满满的货物，要不就是坐满了人，车夫卖力的推着，挥汗如雨，带着粗长的喘息渐渐远去；最让人惊异的是，他还远远的看见几个骑马的老外，白马戎装，神高气扬的从前面的十字路口穿过。这不会是在租界吧，杨锐想到，好像之前来的那一片是原来的租界。哦天呐！自己居然穿越到租界里，现在是多少年，18多少年，还是19多少年。真想抓一个人来问问，可想到自己是个没有身份的人，又不敢问，也不知道怎么问，问谁是皇帝呢还是现在多少年吗？口音能听懂吗？他边想边走，走的很快。当路过一个当铺时候，他停了下来，拽下脖子上的链子，然后走了进去。
当铺里迎面是一个高高的青色木台子，台子上摆了些账册、笔砚、算盘之类，临近打烊的时候，店里没几个人，几个伙计在台子里，或坐或站。一个朝奉见来了一个洋员，顿时有了些精神，直起身招呼了一声，可惜杨锐没有听明白说什么，只好对着这个头顶小帽，黑脸黄牙的伙计笑了笑，然后把拽在手里的金链子隔着木头台子递了过去，朝奉接过对着光仔细看了看，再用牙试了试硬度，最后再用不知道哪里翻出的小称称了称，最后道：“金链子一条，活当鹰洋七块，好哇？”
杨锐听他说的不是沪上话，好像是浙江那边的口音，一下子没听明白。只隐约听的好像有个七，幸好朝奉又说了一遍，他终于明白过来，比划道：“七块太少，最少十块。”
他说的普通话朝奉倒是一听就懂，顿了一下也用变着味的京口片子说：“这位老爷，最多八块了，活当三个月。”说完把链子放在木台上。
杨锐见状知道这是对方的最高出价格了，再看当铺大小和朝奉的态度，感觉这个链子在这地方也许就是值八块钱，再说快晚上了，身上没钱还能去哪，当下点头同意。
朝奉当即取了张黄纸，挥毫泼墨，一边写一边高唱：“进金链子一条，活当八块鹰洋，月息一角五分，栈租四分，限期三个足月赎回。”完了把其中一张黄纸塞给杨锐，同时木台另外一边，一个账房把算盘拨了拨，又听钱的哗哗声，里面扔出来八个大洋在台子上，杨锐接过大洋，没有吱声，只是死死的看着黄纸——这是一张当票——左下角的写着日期：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廿日。
光绪二十八是什么年代？杨锐只记得光绪二十年是甲午海战，1894年加八年，那么现在是1902年，再过九年就是辛亥革命，清朝灭亡。等回过神来，他压着自己因为激动害怕而抖动的声音向朝奉问道：“请问这边哪里有旅馆，就是客栈？”因为激动，他连说了两遍对方才听明白。
朝奉摇头，倒是付钱的账房说出门向右走二里多路就有。出了当铺，在天黑不久杨锐终于有了个落脚之处了。
旅馆有点偏在小巷里，天黑也看不出招牌，门脸不大，房间不多。不过老板倒是热情，同时隔壁有个面馆可以吃饭，想到再走也未必能找到其他住处，也只有在这住下吧。安排的是个单间，在两楼，可是没有卫生间，老板说茅房在楼下院子的西面，大号去茅房，小号房间里有夜壶，洗澡倒是没有，只说街对面有个澡堂子可以洗。房间里倒是整洁，旅店提供的加了一角五分钱的被子也很干净，只是房间里总是有一种烂木头的味道让人不自在，以致当服务员——估计就是老板的老婆——铺好被子拨亮煤油灯走了之后，杨锐还站在门口没有进去，黑黑的走道，昏暗的房间，摇曳的灯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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