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试个体温，竟做得如此气势汹汹。
“烧退了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指导员眉头紧蹙，一双眸子在极近的距离里亮得惊人，“你知道你昨天晚上烧到多少度吗？41度！可把你厉害坏了，昨晚刚烧完，今天早上就想裸奔了？”
我低头看了眼自己被拽歪的领子，心道这裸不裸恐怕不是我自己决定的。然而某种程度上的据理力争在指导员这未必能占得上峰，于是我垂着睫羽向被窝里又缩了点，耷拉着脑袋乖巧地倚上指导员的肩。
“对不起。”
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更可怜一点，伸手在被子底下摸了摸，把指导员的手从我皱巴巴的衣服上拽下来，搭在我的手腕上，委屈巴巴地念了一句：“疼。”
指导员沉默了一阵，再开口时声音明显软了下来。
他的手松松地握着我的手腕，安慰似的一下下轻抚着，微凉的指腹摩擦着我手腕内侧注射留下的血点，像哄孩子一般轻缓地问：“很疼吗？”
我靠着他的肩窝，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此刻的感受，我本来是装可怜来博取同情的，此刻却好像真的泛起了三分委屈。
——凌晨从噩梦中惊醒后，我就再也没能从疼痛中逃脱。
我的心脏在一阵阵地抽痛，太阳穴上仿佛被敲了枚钉子，有人正握着裸露出来的部分毫不留情地转动，仿佛要一鼓作气搅烂我的大脑。
我伸出手，试图向指导员讨一个小小的拥抱。他的后背不自然地僵直了一瞬，却依旧尽力地放松身体，温柔地窝进我的怀里。
我听到他说：“对不起。”
茫然如潮水般翻涌，铺天盖地地灌满我脑袋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从谭笑跳楼的隔天开始，我就彻底沦为了这所学校的“学生”。我的书桌上开始出现印着我名字的课本和作业本，教室里不断路过和我打招呼的同学，楼下大厅的签名表印上了我的名字，就好像我本来就属于这个地方。
仿佛之前所有的异常都是我的错觉，那些孤立就如同黄粱一梦。枯燥且乏味的“日常”才是这所学校本来的样子，没有人记得谭笑，没有人记得教学楼下的花坛里曾死过一个瘦削的女孩，没人记得她的脑袋被磕出了一个大洞，也没人记得漫过地面的污血。
谭笑的学号牢牢地缀在我的名字后面，就好像我已经成为了她的替代品。
所有的一切都像一场荒诞的梦。
然后这场梦在72个小时后，终结于一支灌入我手腕的针。
指导员曾说过，这所学校的学生基本都属于“种子培育计划”。他们是科学院买来的小白鼠，享受着每年五万元的补助金和“绝对不能违背的”的规定。
他们会在每个星期五的傍晚，排着队离开教室，整齐地走进校医院的大门，而后被注射一种试剂。他们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整个周末，不断地高烧并产生无数的幻觉和无法抑制的疼痛。他们没有拒绝的权利，因为实验品不需要声音。
而现在，我也成为了那些小白鼠中的一员。
在大约十几个小时之前，我跟着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走进了校医院的大门。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无论是最初捅伤董天天后的自残，还是后来校园暴力中的重伤，都足够我躺在校医院二楼的诊疗室度过不怎么美好的几个小时。
然而这却是我第一次踩上通往三楼的台阶。
这是个奇怪的地方。
与畅通无阻的一二层截然相反，校医院在周五以外禁止通行的三楼装满了结实的铁闸门。牢固的金属闸门固定在苍白的天花板上，以每间诊疗室为单位，填满了整条安静的走廊。
我跟在指导员身后，踩着他的脚步顺着人流往前走。全年级十三个班级的学生们一同踩踏着这条走廊，白瓷砖的地面上回荡着凌乱而沉重的脚步声，间或夹杂着几声模糊的呜咽。
那是细小的、近乎微不可闻的啜泣，就像是这条冗长的“小白鼠”队伍里，有人正捂着嘴低声地哭泣。
“别怕。”指导员轻轻地捏了下我的手，又很快地放开，垂眸低语道，“别怕。”
他没有看向我，睫羽低垂着掩去了眸子里的颜色，就好像这句安慰不过是例行任务，又或者说出来的话连他自己都不信。
我伸手摸向走廊一侧的瓷砖，冰冷的触感扎进我的指腹里，攀爬着纠缠着我的心脏。
队伍在走廊尽头的一间诊疗室门口停下。
人群自觉地断成两截，指导员带着我们拐弯踩上通往四楼的台阶。转身的一瞬间我看见被留在原地的同学，他们沉默着，视线停留在光洁的地面上，就像一座座没有生命的雕像。
没有人（敢）说话。
没有人（敢）反抗。
——这就是“规定”。
我看向走廊另一侧的窗户。一扇扇透明的玻璃窗紧闭着，傍晚的夕阳漫过窗框落在来往行人的脚下，漆黑的影子排着队低垂着头，整齐地向前挪移。
我的脚步停了一瞬，身旁突然有人笑道：“逃不掉的。”
茜色的夕阳里，我看到董天天冲我笑了一下。他说：“那些窗户玻璃可不是你能撞碎的，别添麻烦，除了班长，可没人愿意帮你善后。”
我将视线挪回指导员的背影上，他瘦削的肩膀盛着夕阳，整个人崩得像张弓。
他在紧张，或者还有些无法言说的害怕。
我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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