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的方向张望，但路德维希好像并没有注意，他依然笔直的看着前方。
路德维希的回答也在他身后寥落的观众中产生了影响，自这些人细微的肢体动作——刻意掩饰的咳嗽、明显加重的吸气、轻微而不由自主的摇头。赫尔曼能感觉到这些人微妙的情绪波动，这些情绪波动在他们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片困惑的、紧张的甚至称的上是某种叹息的薄雾。
然而，赫尔曼不能对此进行评价，事实上他根本自顾不暇。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动弹不得，不断忍受住自己的情绪再一次被毫不留情的割裂成两块的冲击——他从不怀疑路德维希有罪，他甚至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将他划归到罪犯中去了；但真正当那个背对着他的金发男子放弃投机取巧的狡辩，站在法庭上原原本本的陈述这个事实时，他又感受到了难以置信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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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审判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赫尔曼旁听了开始的几场，他原本准备坚持到最后，但到中途又取消了这个计划。他当然有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他有很多工作要处理，不能够一直泡在这件事上。可是，这绝不是全部的事实，赫尔曼很清楚他是怎样从法庭上逃走的，他终于忍无可忍、满怀羞耻的从那里逃开了。
由于路德维希那异常执拗的态度让他成为了审理进程中的一个麻烦，赫尔曼能感觉到，法官、检察官、辩护人都不喜欢他，但又无法让他彻底屈服。这个奇怪的人，既不往辩护人给他铺好的那条路走，又对法官释放给他的善意无动于衷，更经常就检察官针对他的某些不准确控诉进行未经许可的反驳。
路德维希从法学院毕业，却像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外行那样挑战触犯所有的规则，一开始赫尔曼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直到某一天，赫尔曼坐在观众席上，听路德维希详尽纠正检察官对他起诉中的一项失误，并准确清楚的告知对方应该从什么地方、用何种方式才能重新调取正确的证据时，他才幡然醒悟，法官、辩护人、检察官、包括他在内为数不多的观众，在所有这些奔着最终结果去的人中，只有路德维希想要还原事实。
他并不在乎法庭对他的指控是否减少或者撤销，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冲这个来的。
路德维希在法庭上堪称顽固的表现甚至撬动了整个审判的走向，曾经偏向纳粹的奥地利法官，以及对此默不作声的检察官，他们都不得不在这种压迫下一本正经起来。法律的天秤终于开始朝着正义那一方倾斜。如果说作为一个观众，旁观一个纳粹走向自我毁灭尚能让赫尔曼承受，那么当他自己亲身卷入这场斗争的漩涡，他就再也无法继续面对接下来的一切了。
赫尔曼不能忘记，当检察官将他被隔离其间编造的那份关于路德维希的审查记录作为证据展示在法庭上时的情景，他听到那个公诉人在那份文件中精心找出一些选段在法庭上朗读，他感到了极度的不可思议与恐慌，他惶顾四周想要向谁发问，为什么那份文件没有被销毁？这些奥地利人是怎么弄到这个东西的？他们究竟想要证明什么？
与此同时，赫尔曼注意到路德维希的姿势发生了变化。路德维希终于将自己固定在前方的视线移到那个诵读的检察官身上，他将双手抱在胸前，稍显放松的让自己靠着椅背。那是他聆听的姿势，赫尔曼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在路德维希的书房里，在维也纳郊外的森林间、草地上发表那些经过深思熟虑或只是灵感一现的讲话时，路德维希就这样坐着听他说话。
路德维希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聆听者，他从不打断、专心致志的聆听曾给赫尔曼以勇气，但现在这分专注却叫他感到无地自容。
“那不是真的！”赫尔曼想站起来叫那个喋喋不休的奥地利人闭嘴，他想告诉他那不是事实！他相信，他们也应该相信，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对这一件事绝对有澄清的权利的人。只要他站起来，他们就一定能看到他，也一定能听到他的声音。
但是赫尔曼只是坐在那里，哪怕他在心里叫喊了一千一万遍，他也只是一动不动的坐着，就好像忽然有什么东西把他钉在了自己的椅子上了。这恐怕的确是个艰难的选择——曾经，赫尔曼认定面对困难并非路德维希的强项，他为此责备他，遗弃他，背叛他，但从这一刻开始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也是如此。
“或许他会自己提出抗议呢？”赫尔曼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转念想到，“那我就没必要多此一举。”
然而这个假想中的情况没有出现，路德维希一语不发，只是在检察官的节选朗读结束之后，他才申请调阅全卷，由于这是一份新的证据，审判长同意了。
接下来的事赫尔曼就再也不清楚了，他不知道路德维希对他的那份审查报告给出了什么看法，他会默认吗？他会反驳吗？还是仅仅为那些不实的诋毁感到震惊？赫尔曼对此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在那之后的庭审中路德维希又进行了怎样的承认、纠正和反抗。因为，他缺席了剩下的全部庭审，甚至连进行宣判的那场也没有去。
他从报纸上得到了结果，他看到路德维希被判处有期徒刑，由于路德维希没有进行上诉所以刑期立即执行。合上报纸之后，赫尔曼认为路德维希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
但不管怎样，这就是最后了，是彻底放下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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