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过去了,她仍昏迷不醒。戴芬的身份目前是很敏感的,党卫军坚称她与亚兰蒂尔的潜逃有关,但拿出的证据不足以采信,而她又确实是伏尼契将军的证人。剧场事件被刻意压制,没有见报,但美国驻柏林大使馆提出了强烈抗议。费里安中校和约瑟夫中尉被停职查办,陆军增派人为戴芬的病房进行守卫。
亚兰蒂尔从克罗采的电话中获悉戴芬出事,是在三天后,消息仍然是莫里斯少校提供的。
“你不能到柏林去,去了也做不了什么,党卫军还没放弃搜捕,万一露出形迹,你和她都会更危险。”克罗采说,“她是个有责任心的好姑娘,目前安全无虞,要紧的是医治。美国大使馆已联络了她的父母,他们很快会赶来。格恩,你要是听从我的建议,就什么也别做,看看情势发展再做决定。”他没有说出口的是,觉得戴芬这姑娘似乎太有主意了,每次都不听亚兰蒂尔的话。
当晚,亚兰蒂尔在别墅的露台上坐了很久。李默梵拿着大衣出去,给他披在身上,两个人一起静静地坐着,望着夜空里的点点繁星。
“亚兰,”他问道,“你要去柏林吗?”
“我在想这件事。”亚兰蒂尔说,“得等等,看看戴芬能不能脱险。”
“戴芬除了和你有过联络,什么也没做啊。”李说,“她当众被迫害,如果她的父母要接她走,他们没权利扣留她。”他很怕亚兰蒂尔不顾一切地要回柏林去,进入罗网中。
“你分析得很好。”亚兰蒂尔叹了口气,他心里有深深的负罪感,“敌人常常比我们想得还卑劣,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他们会停手上面。”
夜风寒意袭人,但李默梵心里有种烧灼般的焦虑,他什么也做不了,每次都是,他自己还需要别人的拯救。或许是因为近来,长期因病而虚弱的头脑正在恢复生机,他第一次如此盼望他能拥有多一些,再多一些的力量,能在关键时刻做些什么。可是事实是他很弱小,什么也没有。但是,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吗?
他们仍然过着关门闭户的隐秘生活,除了养病、学习、锻炼,剩余的时间,他就读书读报,想补上长达六七年的见闻空白。亚兰蒂尔让卡尔尽量多弄些有关中国的报道给他,他想李应该很想多看到些祖国的近况的。
后续消息陆续传来,情况并不好,但也不算最糟。戴芬还是没有醒来,她的父母在伏尼契将军的帮助下,给她安排了会诊。几位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戴芬的脑部因严重的撞击出现了一块淤血,压迫了神经,要等血块完全被吸收,她才有可能醒来。这个过程或许要等好几年。在此期间,她只能靠营养针和点滴维持生命,还需要专人护理、按摩,各种医疗器材和人工费用将是一笔庞大的金额。
党卫军在知道诊断结果后,对戴芬失去了兴趣,她不可能提供任何亚兰蒂尔的去向,也无法为伏尼契将军作证了。因此,她的父母已得到准许,会在近期带她回美国去。戴芬的双亲并不富裕,只能算中产阶级,德国医院的费用是陆军支付的,伏尼契将军为她提供了一笔资助,加上戴芬自己的积蓄,能支撑一段时间。亚兰蒂尔费了些周折,让布鲁塞尔的银行往戴芬在美国的账户中又汇了一笔钱,并请莫里斯少校给她的父母带信,他将提供日后所有的医疗费用。
“她几年后就会醒来,对吗?”李问他,“有什么法子能让她早些恢复吗?”
“我想,会的。我们还没看到她的具体状况,如果有好的护理,有人经常对她说话,刺激脑部反应,并帮她活动,促进血液循环,她会好得快些。”亚兰蒂尔说,心里很难受,“她爱吃冰淇淋,爱漂亮,得照顾好她。不然她醒过来,要是发现自己没那么好看了,会伤心的。”
“亚兰,等我们到了美国,就去看望和照料戴芬。”李说,“我都听你的,我也可以坐在床边给她读。”
“已经在着手办手续了,”亚兰蒂尔说道,“我的证件没有问题,主要是你的。你的护照早就过期了,最早的出国记录还是五六年前进入德国的签证。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德国,所以,就要找瑞士的中国大使馆。我想,再两个星期就差不多有头绪了,到时我们再去一趟日内瓦。”
李很想问问,他的护照要怎么补办,他还能叫李默梵吗?也许只能像上次冒名文蓉那样,用别人的名字了,可他并不想改名换姓地生活。但是亚兰蒂尔心情不好,他就没再问自己的事,只是坐在那儿听他讲了一会儿与戴芬的往事。
两周后,他知道了自己的新护照是怎么来的。他们到了日内瓦,见到一个克罗采介绍来的陌生男人,对方与亚兰蒂尔说了十分钟德语,李只分辨出,这个人受托帮他办理护照,前期的手续已就绪了,接着是价格问题。亚兰蒂尔给了他一张二百五十英镑的支票,还有同样多的现金。对方很满意地把钱和支票都收好,就带着他们来到一家照相馆,为李拍了一张标准的护照相。半小时后,相片洗好了,他们一起走进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
浅黄色头发的男人很熟地与一位坐在办公桌后的中国官员打招呼,李已得知了该怎么回答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应该是一个刚从国内来到瑞士的学生,正在读语言学校,不慎丢失了他的护照,需要补办。他有些紧张,但官员什么也没问,只是对他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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